本文是一篇法学毕业论文，本研究针对学界与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现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运行问题，应当立足于现行制度基础诸如不起诉制度等进行结构性优化与效能提升，完善行刑衔接程序保障实体规范实施。“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不仅是轻罪治理的重要路径，更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方向。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从轻罪治罪转向轻罪出罪
第一节轻罪治罪的实践后果检视
一、涉罪人数激增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刑事立法持续增设新罪促使我国犯罪形态呈现出整体性演变，犯罪数量呈现上升趋势，犯罪总量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刑事司法案件总量呈现显著攀升，司法体系承载的负荷持续加重。统计资料表明，2023年度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刑事司法案件突破三百万件，相较于既往年度数据，各类型案件都存在不同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传统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以醉驾、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为代表的新型轻罪案件显著增加。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24年工作报告，近10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总量呈上升趋势，但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逐年下降，占比从2015年的7%降至3.7%，而轻罪占比持续上升，近五年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占82%以上。8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司法审判数据，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罪犯103万人，同比增长3.49%，占比87.41%，同比上升1.09个百分点。前述数据说明，判刑的人数持续增加，但大多数人犯的都不是特别严重的罪。参考典型轻罪醉驾案件，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截至2024年初，全国新增醉驾犯罪记录人员已超过200万。9轻罪治罪导致涉罪人数激增，并牵涉数百万家庭衍生出社会治理隐忧，亟需探索更科学的应对路径。
第二节轻罪出罪路径审视
刑事司法涵盖入罪与出罪两个关键维度，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司法运行体系。从宏观视角审视，入罪与出罪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于同一司法进程内实现有机融合。然而，受刑事政策导向的深远影响，司法实践领域长期呈现出“入罪导向突出、出罪考量不足”的倾向性特征。与此同时，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入罪机制的探讨占据主导地位，出罪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尚未形成与之匹配的理论研究格局。在轻罪立法扩张形势下，注意到轻罪治罪所带来的涉罪人数激增、附随后果严苛、犯罪遏制效果悖反等现实问题，理论界开始聚焦于构建轻罪出罪机制以应对轻罪扩张所带来的弊端问题。为了掌握轻罪出罪路径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轻罪”为主题，“出罪”为篇关摘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进行检索，并勾选“北大核心”、“CSSCI”作为检索条件，截止2025年3月15日一共显示了53篇期刊文献。之后为了对该问题有清楚的认知，经过快速浏览标题、摘要和影响因子的方式筛选出20篇文章来对轻罪出罪路径研究现状展开理论探索。
在实体法领域，学者主要主张通过将不法性轻微的违法行为排除出犯罪圈，或者经由目的性的法教义学解释在司法中予以出罪。如周光权教授主张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需要反思在轻罪大量出现的情形下，深化研究刑法理论尤其是传统刑法教义学理论的不足，比如在积极刑法立法观视野中，抽象危险犯或许是可以分层的。14在刑法总则层面，学者们对“但书”规则的适用提出了独到见解。
第二章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的理论根基
第一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权力关系理论
在法治实施框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分别隶属于公法体系下的不同规范领域，两者在制度设计层面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在功能实现维度呈现出密切的联系。两者皆以国家强制力为实施基础，依照法定授权对违规行为实施规制性惩戒措施，协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在规制边界上存在的部分交集现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实践中常出现责任竞合，进而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限划分难题。鉴于此，探究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其逻辑起点应当是厘清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内涵及其权力关系。
作为公法体系的两大支柱，行政法与刑法两者在规范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同时保持着规范层面的有机联系。二者在规制领域呈现特定程度的规范交集现象，典型表现为行政犯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双重违法性要件，既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构成行政违法，又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而进入犯罪评价体系。其次二者调控的对象即行政不法行为与刑事不法行为之间存有动态转化可能，这种转化机制受到法秩序统一原理的严格制约。25从行政法所具有的特征上看，行政权的行使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行政法域调控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定位要求其恪守“最后手段性”，具体表现为刑事介入需以行政法保护不足为前提，例如《刑法》第201条逃税罪设置的行政处理前置程序，从而实现行政权到司法权的合理区分与有效转换，形成良性行刑衔接程序。
第二节行刑反向衔接类型与机制
一、行刑反向衔接内涵
行刑衔接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重要桥梁，其概念界定是研究行刑衔接机制的逻辑起点。然而，学界与实务界对行刑衔接的具体含义尚未达成一致。实务界多从程序角度出发，将行刑衔接界定为案件移送机制等以程序内容为核心的衔接机制；而学术界则倾向于从实体角度出发，认为行刑衔接的本质在于行政处罚与刑罚在责任追究上的实体衔接。26研究视角的差异使得行刑衔接的概念界定缺乏统一性与综合性。
明确行刑衔接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指导实践至关重要。从内容上看，行刑衔接机制涵盖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一是实体衔接，包括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行为的界限区分，以及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有效对接；二是程序衔接，包括信息共享、证据转化、案件双向移送等制度安排。二者的统一构成了行刑衔接机制的完整内涵。因此，行刑衔接可定义为：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违法情形，或在司法机关审查后认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时，由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依据法定程序，在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职能框架内完成案件的转换衔接，依法对涉案主体实施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同时由专门监督机构对全流程实施合规性监督，从而构建起实体处理与程序保障协同运作的法治化机制。
第三章 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问题 ............................. 23
第一节 “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的制度演进 .................................. 23
第二节 行刑反向衔接涉嫌重复处罚的理论困境 ............................. 24
第三节 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实体困境 ............................ 26
第四章 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 32
第一节 实体性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 32
一、统筹立法制定行刑反向衔接法律 ............................................. 32
二、细化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规定......................................... 33
结语 ............................... 43
第四章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第一节实体性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统筹立法制定行刑反向衔接法律
当前行刑反向衔接机制面临规范体系结构性缺陷。通过前文梳理，目前关于行刑反向衔接机制仅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各部委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出原则性规定，各省再据此出台各自的行刑反向衔接相关规定。与《食品安全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相比，这些规范文件在法律位阶上明显较低，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体系中形成“效力洼地”。52有学者认为，“各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内部、有关机关之间分别制定或共同会签的实施细则性质的文件是现行条件下不错的路径选择。”53但实践中依靠机关之间联合会签的文件进行行刑反向衔接操作存在突出问题，即这种内部文件属于低位阶文件，存在效力上的局限性，缺乏对外约束力
《立法法》第11条为统筹立法提供宪法依据。该条款明确“犯罪和刑罚”、“诉讼制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须由法律规定。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直接关涉三项法定事项：一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程序转换，如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不移送案件的监督权；二是证据规则的跨法域适用，如行政执法证据的刑事证明力认定；三是公民财产权、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限制程序。现有规范性文件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制定专门法律具有紧迫的制度正当性。是故，应当由更高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对此作出规定，且多主体之间应根据该高位阶文件联合出台更加细致的工作细则。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需着力推动多维度、多层面的法治化治理进程，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准”。为切实落实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应顺应刑事犯罪格局的动态演变趋势，高度重视并切实强化轻罪治理体系的理论阐释工作与司法实践创新探索。以行刑反向衔接为路径优化轻罪出罪机制，是应对轻罪治理挑战的重要举措。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负担，提高司法效率，还能避免对轻微犯罪行为的过度刑事化处理，减少对行为人及其家庭的不利影响，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在面对日益增多的轻罪案件时，通过将部分轻罪案件分流至行政处罚，可以有效缓解刑事司法系统的压力，提升案件处理效率，确保司法系统能够集中资源处理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行刑共治下的轻罪出罪重点是行刑治理的有效划分，“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的本质在于通过刑法的适度退让与行政法的主动介入实现治理效能的优化。现存轻罪“出罪入行”过程中行刑衔接不畅的实体性根源在于未能精准厘清双重违法性之间的可罚性关联，进而导致执法与司法实践中，典型轻罪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模糊不清。进一步探究其深层原因，则涉及行政犯罪与刑事犯罪的边界界定不明，以及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机制的缺陷。从当前轻罪出罪入行案件的司法移送程序现状来看，尽管我国正大力推进行刑衔接机制建设，但行刑反向衔接程序中仍存在亟待解决或新出现的难题。针对前述轻罪“出罪入行”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可从立法构建专门法律规范与完善现有机制内容两个方面入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