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索开展的影响因素实证演技部分仍存在前文所述的一些不足，但希望本文能为南昌市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提升工作带来一定借鉴。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政务信息的获取方式、传播渠道及其社会影响发生了深刻变革。政府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等多元化渠道的普及，极大地拓展了公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途径，同时也对政务信息传播的效率与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公众政务信息获取，近年来在政策制定、技术应用和渠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全国各级政府网站总数超过1.4万个，政务新媒体账号数量超过17万个，年发布供群众获取的信息量超过10亿条①。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信息发布，有效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例如，国务院客户端、各级政府网站及政务微博、微信等渠道及时发布疫情动态、防控政策和科普知识，群众日均获取量超过1亿次②。还有中国政府还积极推进数据开放渠道建设，截至2023年，全国已建成超过200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渠道，群众可获取的数据集总量超过100万项，为公众、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尽管我国在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信息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公众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参与意识不均衡，老年群体和农村地区的信息获取渠道少、程度低。当前，公众对公众政务信息获取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当前政务信息获取渠道发展不足、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再加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众的政务信息获取渠道逐渐从线下转向线上，故有必要深入研究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以便优化渠道发展，保障群众信息获取权力。本文以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为框架，结合技术接受理论、制度理论和国家文化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涵盖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的变量体系，并且分别围绕各个变量设计具有量化性质的问题组成调查问卷并进行数据收集，利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和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南昌市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渠道选择的关键因素回归方程，并据此提出优化对策，以提升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渠道的实用性和公众满意度，为政府优化信息公开服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的研究尚不充分，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政府视角，而从公众角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公民信息获取权”、“公共获取现状及对策”、“实证分析”等领域。
（1）公民信息获取权的研究
信息获取权是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的核心概念之一，厘清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有助于为渠道选择因素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我国对信息获取权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发展较为缓慢。初期研究多集中于对该概念的定义分析，如肖冬梅（2008）通过立法名词的变化探讨了不同历史阶段对政务信息获取权的理解，并厘清了知情权、信息自由、表达自由、信息公开和信息获取权的区别，尽管该分析主要停留在概念辨析层面①。通过高立忠（2008）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中，政务信息获取权并未被视为专有名词②，部分学者认为其等同于狭义的知情权，特别是在权利主体限定为公民，义务主体限定为政府时。这一类似观点在更早的宋小卫（1994）③，莫江平（2004）④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从早期的概念辨析的研究转向更为深入的法理基础的研究⑤⑥⑦⑧（汪方军与朱莉欣，2005；周淑云，2009；董永飞，2010；戚红梅，2013），并进一步拓展到小群体的权力保障范畴。比如，周东晓（2012）从系统角度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信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提出应该从制度平等、保护平等、救济平等三种渠着手保障外来务工人员信息权⑨。文娟等（2013）则聚焦于弱势群众中农民工、空巢老人、少年儿童和残疾人这几类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调查分析影响弱势群体信息获取的影响因素，针对性提出保障弱势群体信息需求的建议⑩。在政务信息获取权的研究中，周淑云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她围绕信息获取权展开了体系化的研究，探讨了主体与客体的辨析⑪⑫、内容辨析⑬、立法现状⑭、政策和宪法基础等问题⑮⑯，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2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辨析
2.1.1政务信息
政务信息是指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该信息由政府机构发布，通常具有具有法律效力和公信力。政务信息的形式多样，常见的政务信息形式有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互联网政务媒体等。根据周健学者（2000）的研究，政务信息这一概念范围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①。狭义的政务信息资源主要指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产生的具体信息或数据，这也是本文对政务信息的理解，如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统计数据等。而广义的政务信息资源则包括信息的建设、使用及相关要素的集合，如信息系统、公共信息服务和信息基础设施。从政务信息分类来看，政务信息可分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政府公开信息三大类②。国家秘密是指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由法定程序确认并具有法律地位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允许一定范围人知悉的信息；工作秘密是指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一旦泄密后会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的敏感事项；政府公开信息是指与具有公开限制相对应，政府机关依法公开的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从政务信息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政务信息包括产生、收集与整理、发布与传播、利用与反馈、归档与销毁几个阶段。本文认为，政务信息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社会事务中产生、具有公共性、权威性和多样性等特点，目的是保障公众知情权、促进公众参与、提升透明度，并为决策和研究提供支持的信息。
2.2理论基础
2.2.1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E）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框架是一种多层次分析工具，旨在探讨技术情境中技术（T）、组织（O）和环境支持（E）三个层面的因素对技术应用效果的影响①。该框架最初由Tornatzky和Fleischer在1990年提出，当初提出这一框架是为了对企业技术创新程度做实证研究，在研究中Tornatzky和Fleischer系统分析了影响组织的技术采纳与扩散的多维因素。Tornatzky和Fleischer对该框架三个层面做出了解释。一是技术层面(T)，包括技术的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可观察性以及技术基础设施等。二是组织层面（O），涵盖组织规模、管理结构、人力资源及组织能力等。三是环境层面（E），涉及外部压力与支持，如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TOE框架的优势在其系统化的分类能力，能够为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提供全面的分析视角，但其难以捕捉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因素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②。为弥补这一不足，国内外学者们对TOE框架进行了扩展。国外学者通过引入“动态能力”理论，强调组织需通过持续学习与资源重组应对技术变革。国内学者陈劲等则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概念，主张科技与制度协同推动组织创新③。近年来，TOE框架逐渐拓展至公共管理领域，并逐渐成为分析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工具。笔者以“TOE理论框架”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发现365篇相关文献，其中74篇属于行政管理领域，39篇主题关于数字政府建设。如汤志伟等（2020）基于TOE框架探讨了政府数据开放渠道利用水平的组态路径④。万骁乐等（2022）则运用TOE框架分析了制造企业开放式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⑤。这些研究表明，TOE框架在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研究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解释力⑥。所以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渠道视为新技术，渠道的推广和使用视为技术接受和技术扩散，故TOE框架适用于在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渠道选择影响因素研究中构建变量。
3南昌市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建设现状分析...........................16
3.1南昌市公众政务信息获取渠道的政策文件分析..........................16
3.2南昌市政府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建设分析...................17
4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选择影响因素模型构架......................20
4.1变量选取原则...............................20
4.2潜在变量的选取........................20
5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选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26
5.1研究设计.....................................26
5.1.1问卷设计...........................26
5.1.2问卷实施.................................26
6优化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的对策研究
6.1优化渠道设计，推动技术创新
6.1.1优化渠道实用性与易用性，提高公众效率
从实证分析结论来看，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显著影响公众对渠道的选择意愿和使用满意度。要想提高渠道易用性，政府可从优化渠道导航设计、增加智能搜索功能，和推动跨渠道整合三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优化渠道信息结构与导航设计。政府可以通过清晰政务信息获取渠道内的分类板块提升，常见的渠道内板块有政策解读、服务指南、数据开放和热门信息推荐等，这些板块能帮助公众快速定位所需信息，提升用户信息检索效率和减少时间成本。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除了要清晰各功能板块外，板块的定期更新也是必要的，这可以避免英文信息不合理导致用户分流，政府还可以在一些特殊时间推出特别板块，如在两会等重要时间推出两会板块，帮助用户直接了解情况。其次，增强智能化搜索功能，支持自然语言搜索、关键词联想和模糊匹配，使公众能够精准获取信息，提升渠道的感知有用性。最后，推动跨渠道整合与一站式服务，将政府网站、政务APP、社交媒体（如微博、抖音）等渠道联动。渠道联动之后对于用户来说，用户只需要登入随机任意一个入口就可以获取所需信息，减少了渠道差异导致的困惑和不解。对政府部门来说各渠道数据畅联互通，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共享于互通。在提升渠道实用性方面，可以通过设定用户偏好，使用户一打开渠道便是自己想获取的信息，以此来提升实用性。在设定用户偏好方面渠道可以记录用户的历史搜索记录，利用大数据推算技术，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荐。如用户经常点击教育类的信息，则在用户点开首页时候教育方面的政策解读或服务指南则因该作为版面内容的重点。
7研究不足与展望
7.1研究不足
公众政务信息获取网络渠道是一项涵盖范围广、数据搜集需求量大、分析过程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本文尝试尽最大努力对其全面的探索，但在研究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样本代表性限制。尽管问卷调查覆盖了南昌市多个区域与人群，但样本总体结构中以中青年、城市居民、较高学历群体为主，在老年人、低学历、农村地区居民的代表性上仍存在一定偏差。这可能导致对信息获取渠道使用痛点的认知不够全面，影响政策制定时对弱势群体实际需求的响应度。其次，回归解释力有限。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²为0.512，说明仍有近一半的采纳意愿变异无法由当前模型解释，可能遗漏了如数字素养、信息安全担忧、政治信任感、社会支持网络等影响因素。如果仅依赖当前因子制定优化政策，可能导致渠道建设与宣传存在“技术优先而用户缺席”的问题。最后，主观认知偏差风险。问卷基于用户自我报告方式收集数据，受限于用户主观判断和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可能存在认知差异与回答倾向性问题。例如，部分用户可能高估自己使用频率或误判渠道功能，从而影响统计结果的真实性与推广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