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在剖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度量二者的指标体系，选用宏观数据基于熵权法测度了30个省份（除西藏外）在2011年至2021年共11年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并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数据测度了30个省份（除西藏外）在上述11年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我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扎实迈进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共同富裕是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关键举措，体现了我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机遇。
共同富裕的概念，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提出，1953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第一条便强调了“通过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使农民摆脱贫困的状况，共同富裕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推进，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同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努力消除绝对贫困，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后，实现共同富裕已经进入到加速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的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项重大政治课题，更为我国的长远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随着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基于信息通信（ICT）技术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其影响更是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为行业的深度转型提供助力。作为最具经济发展潜能的业态之一，数字经济正在为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开启巨大的机遇之门。首先，数字经济以数据和算法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产业升级与转型，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范式。以数据要素和广阔的平台赋能原有的生产函数，提升产品的流通效率和附加值、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行业深刻变革，重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第二节研究意义
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对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相关服务供给仍存在一些薄弱点，如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此外，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必然影响着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因此，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影响效应不仅对相关领域具有理论意义，也为深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一、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对我国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共同富裕发展程度进行量化评估，丰富了相关研究。虽然国内外的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已经从多个维度、层次和角度展开了对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程度的讨论和探索，但在相关的度量研究方面，由于不同机构、学者的指标体系有着各自的侧重，导致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综合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其他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兼考虑指标的逻辑性和操作性，构建了本研究所需的指标体系，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内容。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评估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个人的视角和方式。
其次，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理论探索。作为当下经济增长的一项关键推动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联是一个相对未经深耕且仍大有探索空间的研究领域。本文在构建了二者的指标体系，实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程度的正向影响，此外，还揭示了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影响。数字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及潜在影响因素。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关系的理解，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综上，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对于拓展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范畴，衡量和评估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探索二者之间的多元关联机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问题，可能会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的一些新的视角和操作方式。
第二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基本概念
一、数字经济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等出现后，数字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55]，此后的半个世纪，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层出不穷，数字经济的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有所改变，由于前文已经综述了相关概念的及演变，因此这里就不多赘述。本文所研究的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信息资源、数据算法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新的生产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最主要的信息载体的经济形态。
本文所研究的数字经济概念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内涵框架如图2.1所示。第一，数字技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新通用目的技术，驱动一场新的革命，这是继蒸汽机引发机器革命之后最重要的变革。第二，数据。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我国发布的关于要素化市场配置的第一份文件，首次将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写入中央文件，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它生产要素并驾齐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甚至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必须解决自身确权、流通、隐私保护问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它不直接加入某个特殊生产过程，而是作为各特殊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或共同条件，是经济腾飞的基础和底座。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收入分配理论
收入分配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他的理论主要关注价值创造。他认为，收入的分配是基于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越高，所能分配的收入也就越高[60]。他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三种类型，并认为他们参与价值分配的方式各不相同，即工人通过工资，地主通过地租，资本家通过利润来获取收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他将企业家才能纳入生产要素分析框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61]。他的理论认为，工人的工资并非完全由他们创造的价值决定，而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即根据个人的劳动付出来决定收入的多少。而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则应该按需分配[62]。
在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有原来的分配制度到按劳分配的转变，这个过程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63]。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不变的，而其他的分配方式，如资本分配，经营分配等，都是按劳分配的补充。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设想，目标是拓宽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渠道，完善税收制度，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这样的设想，无疑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种深化和拓展，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有益补充和完善。
第三章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分析..............23
第一节指标构建原则...........................23
一、系统性原则..................................23
二、代表性原则.....................23
第四章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40
第一节变量的选择和模型设定..............................40
一、变量的选取..........................40
二、描述性统计......................................41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49
第一节研究结论..............................49
第二节政策建议.....................................50
第三节研究不足与展望.......................52
第四章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变量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变量的选取
(一)核心解释变量
1、共同富裕：以共同富裕为被解释变量，记为Cp。共同富裕旨在以共建为导向、以共富为准则、以共享为目的不断提升发展的持续性、富裕性、以及包容性，全体成员通过创新创业致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记为DE。本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前一章计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二)调节变量
制度环境：本文调节变量为制度环境，记为Ins。本文借鉴赵云辉等学者[122]的省级制度脆弱性的测量方法，使用樊纲[123]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指数五项指标对各省市地区制度环境进行测量。
(三)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计算[124]。
2、创新水平：使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对数计算[125]。
3、外商投资水平：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计算[126]。
4、信息化水平：使用邮电业务占GDP的比重计算[127]。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在剖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度量二者的指标体系，选用宏观数据基于熵权法测度了30个省份（除西藏外）在2011年至2021年共11年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并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数据测度了30个省份（除西藏外）在上述11年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在构建指标体系并使用数据进行测度之后，首先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分别对两个综合指数进行可视化分析，然后构建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是否会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接下来使用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其次将样本中的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最后使用加入控制变量和缩尾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均值从2011年的0.0567增长至2021年的0.16015，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均值从0.27178增长至0.44206，二者水平均有所提高。分省份来看，各省份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但省际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东部地区的省份二者水平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变化程度都比中西部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变化程度高。于数字经济而言，东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四年来都处于领先行列，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近今年有所回升。西部地区除了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这三年呈现降低趋势外，整体上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从区域间来看，东部和中部的差异已经比中部与西部小，说明在考察期间内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西部地区更快。西部和东北地区，年均值仅为0.145，结合现实说明，东北和西部地区内部发展较为平衡，但这种平衡是水平较为低下的平衡，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基准回归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该过程中数字经济前的系数虽有所减小，但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数字经济会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的影响。
（3）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
（4）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