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党建在基层治理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并提出了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建议。研究发现，“吹哨报到”改革在破解科层体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困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导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转型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愈加复杂和多变的社会条件，这对基层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在人口密集且社会结构复杂的超大城市，原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急需通过系统改革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机制的出台，旨在通过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推动治理方式的创新，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创新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超大城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这些城市不仅是经济引擎，更是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它们的社会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对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进行深入研究，以找出有效的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们不仅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而且是科技、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资源的汇聚地，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口高度聚集带来的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强、社区关系复杂等，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研究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福祉，还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有效的治理经验，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随着社会自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的不断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日益丰富。社会自治理论强调居民的自我管理和参与，网络治理理论则提倡利用信息技术整合多元力量，协同治理理论则倡导政府、市场、社会的多方合作，这些理论为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推动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
1.2文献综述
1.2.1国内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献评述
在对国内城市社会治理经验的研究中，王雯芳（2022）在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过程中，结合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多方面的策略思路。例如，增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了解和参与，以增强民主治理的质量；通过整合和升级信息技术，改善政府服务效率；搭建跨部门合作平台，打通资源流通的瓶颈。这种国际经验与本地情况的整合，预计将进一步优化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实现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社会治理。广州市的“微治理”模式则展示了在社区精细化管理中激励居民参与的重要性，王丛虎和乔卫星（2021）指出，推动居民参与的多级别机制增强了社区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这一模式在居民自治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样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中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尤其在政策适应和路径选择方面需要结合地方实际。
在国内方面，研究者们围绕整体性治理理论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张力文与赵冰瑶（2020）关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自组织之间的权责配置与协作机制，指出传统的单一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复杂社会问题的需求。任克强（2021）研究了政府主导的现代治理模式，强调应对资源不足的挑战，并提出了以协同为核心的新治理理念。这些研究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与重构，强调在新形势下，治理理论与实践需相互促进。
在运行机制的研究中，燕继荣（2013）提出的协同治理、网络治理与社会化治理等新型治理模式，为现代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李月亮（2020）在评估治理效果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强调了多重因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推动了治理效果评估体系的完善。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超大城市
按照我国政府对城市规模定义的标准，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为超大城市，超过500万的为特大城市。我国超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根据住建部和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有7个，城区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的特大城市有14个。这些城市都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侧。在一个国家之内，有如此数量众多的超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这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而且这个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比如2021年武汉、东莞、西安的城区常住人口都已经超过900万，最近几年即将走进超大城市行列，特别是武汉城区常住人口已经达到995万。如果每个城市算上市域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目前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达到17个，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城市也超过14个。我国早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单薄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已经不符合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作为超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必须根据我国数字化转型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率先从根本上转变治理理念。在数字时代，城市中的政府、企业、社区、市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立体交叉、多元互动的。现代城市治理理念要体现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行、服务全过程，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市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1.2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涵盖广泛领域的概念，在众多学者的探讨中被赋予多种解释与内涵。核心的理解角度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旨在实现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与福祉的最大化。在深入探讨其内涵时，不难发现社会治理强调的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协作与互动，而非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概念，其演化至今逐步整合了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社区以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重社会力量，体现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理念。
2.2理论基础
2.2.1整体性治理理论起源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追求的是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机制和策略，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控的有机统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有效性，其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积累与反思。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西方学者通过对古典行政管理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韦伯官僚制模式的局限性认识，开始寻求新的治理模式。诸如Chester Barnard在其经典作品《管理者的职能》（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中提出，一个有效的组织应当是各部分间相互融合、互相配合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由规章程序构建的僵化机构。Peter Drucker在管理学界提出的“管理即是绩效”（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理念，也强调了明确的目标与高效的协调合作对于组织成功至关重要。随后，系统理论家如Ludwig von Bertalanffy将生物学中的系统思想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强调不同社会组织体和环节应以整体的视野受到考察，而非孤立的个体。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兴盛为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产生提供了哲学与理论的基础。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超大城市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不断增加，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理念与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国际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调动全球资源、协调多方力量，共同应对贫困、环境等全球性挑战，正是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一个鲜明体现。在中国，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实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得到体现，并且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愈加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整体性治理提供了鲜明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色的实践内涵。
3我国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18
3.1我国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与成效....................18
3.2我国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20
4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实践.....................27
4.1北京市基层治理现状.....................27
4.1.1北京市基层治理历史沿革.....................27
4.1.2现行基层治理结构特点.............................28
5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优化的建议.....................40
5.1明晰政府层级间权责关系.............................40
5.2统筹政府部门间功能关系...............................41
5.3整合政府内外部主体关系..............................42
5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优化的建议
5.1明晰政府层级间权责关系
构建明晰化和法定化的职责关系。构建明晰化和法定化的职责关系意味着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确立各级政府的权责边界，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建立起职责分明、职能互补、权责明确的治理体系。首先，明晰化的职责关系可有效避免职能交叉、责任模糊等问题的发生，确保各级政府能够按照职责履行相关职能，避免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其次，法定化的职责关系可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确保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依法行使职责，增强治理的规范性和合法性。
要构建明晰化和法定化的职责关系，需从两个层面进行努力。首先，在行政管理层面上，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各级政府的权责边界，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的职责和任务。政府各部门要依据法定的职责，按照职责分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优势，负责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其次，需要建立一套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政府部门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对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政府部门进行问责。同时，要加强政府间的配合和协调机制，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和协作，实现职责间的互补和合理分工。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明晰化和法定化的职责关系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加强自身的整合和转型，积极适应新形势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要求。政府部门要深化改革，加强职能转型，创新工作方式，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加强对政府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履职能力，确保政府部门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6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党建在基层治理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并提出了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建议。研究发现，“吹哨报到”改革在破解科层体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困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纵向上，该改革通过明确权责，解决了权责配置失衡的问题。在过去，一些乡镇基层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存在权责不清的情况，导致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而现在，通过吹哨报到的机制，基层单位可以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问题，并要求上级部门调查处理，有效解决了权责不清的问题。其次，横向上，该改革通过协调整合，解决了部门间缺乏协调和整合的问题。过去，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各部门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而现在，通过吹哨报到，不同部门可以共同参与问题的处理，形成协同办公的效果。第三，内外结构上，该改革通过整合治理主体力量，解决了治理力量分散的问题。以往，治理力量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无法形成统一的行动。现在，吹哨报到的机制将各个部门和单位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最后，治理手段上，该改革通过信息系统整合，解决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过去，信息系统之间存在不互通的问题，导致信息无法流通。而现在，通过吹哨报到，各个部门之间可以及时共享信息，提高了治理效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