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汉语教学的基石，教材中的文化点编排直接影响学习效果。本研究选择《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作为比较对象，运用严谨的复现研究方法，深度解析两者在文化项目选择与呈现逻辑上的显著差异，为相关学术探讨与实证分析提供重要数据支持与教学启示。在处理如此复杂的学术课题时，针对寻求外部学术支持的学者，我们的平台不仅提供卓越的论文代写服务，更在博士论文代写领域深耕二十年。作为行业内备受瞩目的靠谱的博士论文代写机构，我们专业的团队深谙代写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能提供高质量、低查重率的学术成果，也为需要毕业论文代写及了解博士论文代写多少钱的客户提供专业咨询。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在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两者相辅相成，语言承载着文化，反之文化也能促进语言的教学与语言习得。随着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用语言教语言”的模式无法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学者们也渐渐从集中于语言本体的研究逐步扩展到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而更应该注重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人们在认识到文化教学对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之后，“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材编写原则也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大前景中，全球多个国家对汉语的学习都有强烈的需求，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到 2023 年末，孔子学院已经覆盖了 160 个国家与地区，共计 496 所，孔子课堂累计七百余个，这些孔子学院与课堂由 284 家中国合作机构和 1306 家外国合作机构共同创建，①“汉语热”还在持续当中。在文化传播上，国际中文教育这一事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仅是语言教育事业，更是肩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和树立中国形象的伟大事业。汉语教材作为教学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更应重视文化点的编排和融入。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参考框架》是国际中文教育界文化教学的纲领性研究成果，该大纲的出版与实施给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指导，同时还推动了教材与教学资源开发的发展。本文以《参考框架》为标准，对两套教材的文化点进行统计与比较，探讨两者与《参考框架》的匹配情况，以及在文化内容的选取与编排上是否符合《参考框架》中的要求和编写原则，总结两套教材在文化点编排方面的优缺点，最后针对两者的不足之处提出几点参考性的建议。本文在《参考框架》的基础上对两套教材的文化点编排进行研究的主要意义如下：第一，对于《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两套新型的多媒体教材来说，尤其是近几年修订后的第 2 版的《长城汉语》系列教材，《长城汉语》第 2 版教材与《参考框架》面世的时间较为接近。基于《参考框架》可以更清晰地考察两套教材中文化点的编排情况，总结出两者在文化点编写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不足之处，为两套教材今后在实际的教学应用和后续的修订提供参考性的建议。第二，对于《参考框架》来说，用实际已出版使用的教材作为研究材料反过来也有助于验证其实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同时还是对当下最新的文化大纲实践的积极探索，有助于其不断完善与进步。第三，基于《参考框架》对两套教材文化点编排特点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能够在文化教学方面给教师提供部分参考和启发。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能够结合《参考框架》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的安排，对教材中的文化点进行适当的拓展或补充，从而提升学习者在文化方面的学习效果。
三、研究综述为了解对外汉语教材文化内容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并保证研究的全面与科学性，本文以“主题=对外汉语文化教材”为检索式，用 CNKI 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排除重复的文献及不相关文献之后发现历年使用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术语发表的文献进行初步统计，共计文献 499 篇，其中期刊论文 127 篇，学位论文 361 篇，会议论文 11 篇。观察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的文献近 20 年发表文献数量情况（见图 0-1），可以看出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发表文献篇数波动较大的是2010 年和 2020 年。随着对外汉语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1990 年 5 月于山东大学就语言文化教材、文化课教学等工作为主体的研讨会，在该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等十多个单位的代表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在编写语言文化教材、辅助读物和教学参考资料等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秉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理念编写教材，在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做到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双管齐下，讲授最基本的文化内容；二是编写针对教师用于教学的参考资料和针对学习者对应汉语水平等级的课外辅助读物；三是在中高级阶段要计划性、系统性地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应当编写对应等级的文化教材、专题读物和文化比较类型的读物。通过进一步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学界出现了“文化研究热”，学界关于对外汉语教材文化内容的研究也正始于这个时期，来自北京语言学院的毕继万（1985）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师需要理清学生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其本质是弄清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学习者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进行有效的交际。教师应当重视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产生的干扰，特别是在学生在初级阶段刚接触汉语的第一年，应当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融入中国文化习俗知识，帮助学生过好“文化休克”难关，缩短学生文化适应的过程，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提高教学效果。
第一章 教材文化点定量分析
“文化”的定义一直没有统一的概念，本文探讨的“文化”是指两套教材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内容，包括知识文化、交际文化和中外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文化等。本章将对两套教材中的文化点在《参考框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分布情况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并进行分析。
第一节 教材文化点的选择及统计方法说明文化点的界定在绪论中已有详细的说明，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结合研究的事迹情况，主要采取杨建国（2014）在《国际汉语教材文化点的选取与安排》中对文化点的明确定义对两套教材中的文化点进行标记和统计，他提出文化点是教材中包含文化信息的语言表征，包括文化词语、句子等。①一、文化点的选择对于“文化点”的选择，本研究主要以李鸿亮和杨晓玉（2011）提出对外汉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直述式，以直接阐述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特点是直接和明示；第二，附带式，在叙述中简要提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知识，特点是较为零散和随机；第三，蕴含式，文化内容不直接出现于教材的文本中，隐含在文本的背后，特点是理解的角度较为多元、比较含蓄、文化信息较深。以上三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呈现的方式既包括表层文化，还兼顾深层文化。②本文把以上三种类型的文化点都视为统计与标记的对象，详尽地考察教材中的文化点。
二、文化点的统计方法说明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也是当今语言学界中倡导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文化总是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文化自身也处于不断发展中，定性分析法是对于事物动态过程的观察，定量分析法适用于较稳定的、能够辨认的事物和能够量化的结果。在 1996 年林国立先生就提出文化因素能够定量分析的设想，他认为文化依附于语言的子系统中，如词汇、语用等。因此在文化教学的实践当中，可以从文化因素依附的语言形式入手，如词汇、句子等，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第二章 《长城汉语》和《环球汉语》中文化点呈现情况对比
李泉（2011）曾指出汉语教材要从多角度呈现与阐述文化内容。本文将按教材体例的各个组成部分入手，考察《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文化点的呈现方式。本文以教材中的体例划分为呈现方式的分类讨论单位，结合两套教材的实际情况，最终将两套教材的文化点呈现方式按教材体例确定为课文内容、练习、插图和文化知识部分四种。其中，“课文及注释”是指在每一课中出现的对话及短文，包括对课文的注释，因生词部分来源于课文中，因此不再将其单独列出进行探讨；“练习”是指教材中的习题部分，《长城汉语》的练习部分不在课文之后而是与课本分开，每一册单独配备练习册，因《环球汉语》教材中的练习部分多为口语交际练习，在课本中此部分的文化内容较少，故将其并入课文内容部分一起统计；“文化知识”部分是指教材中每个单元专门附在后面的文化知识补充专栏，《长城汉语》为“文化园”，《环球汉语》为“文化点滴”，该部分是教材中呈现中国文化知识的重要部分；“插图”部分是指两套教材中呈现的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图片。本文将这四个部分在教材中的文化点实例地毯式搜索、提取并进行分类统计，详细情况见附录 3。
第一节 《长城汉语》中文化点呈现情况考察一、课文中的文化点本文考察的课文内容指的是两套教材每课中的对话、短文和课文旁边的注释。在《长城汉语》中基本上都是以对话为主。例如，《长城汉语》第 6 册第 2 单元第 2 课的课文：在这篇课文中所包含的文化点一共有 2 类，计 7 项，分别是：（1）春节、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拜年；（2）农历；（3）传统服装。第一类文化点“春节、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拜年”，以上 5 项属于“社会生活”类文化点中的“节庆”类文化点，因此标记为“A6 节庆”。第二类文化点“农历”属于“传统文化”板块文化点中的“发明”类文化点，因此标记为“B6 发明”。第三类文化点“传统服装”属于“社会生活”板块文化点中的“衣着”类文化点，因此标记为“A3衣着”。
第二节 《环球汉语》中文化点呈现情况考察由于《环球汉语》练习部分多为口语交际练习，口语交际练习往往由一句话说明题目要求，在课本中几乎未呈现实质性的文化内容，因此将其合并于课文中进行统计，以下是对《环球汉语》课文、插图和文化知识专栏中文化点情况的考察分析。一、课文中的文化点在《环球汉语》中，课文的呈现形式较为丰富多样，有对话、短文和课文旁边的注释，其中注释“FYI 供你参考”部分也常常出现对文化知识的补充与介绍。在这篇课文中包含的文化点共有 13 项：（1）“属相：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属于“社会生活”板块中的“节庆”子文化点，标记为“A6 节庆”，因“十二生肖”①在与具体到某人的属相时属于“出生”文化点，而不是“天文历法”；（2）“生日”属于“社会生活”板块下的“节庆”类子文化点，标记为“A6 节庆”。
第三章 《长城汉语》和《环球汉语》各部分文化点相关性和复现性考察
第一节 《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各部分文化点相关性分析
第二节 《长城汉语》和《环球汉语》文化点复现情况分析
一、同一文化点仅在同一课中复现
二、同一文化点仅在不同课中复现
三、同一文化点既在同一课中复现又在不同课中复现
四、同一文化点在教材中无复现
第四章 教材文化内容编排的评价及建议
根据研究综述中对教材编写原则的梳理与总结，结合《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的适用对象与范围，本文参考邝艳华在 2017 年研究国际中文教材文化项目时总结国际中文教材文化内容编排的五大原则，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节 教材文化点编排的评价根据前文对《长城汉语》与《环球汉语》中文化点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将在以上五大原则的基础上对两套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
一、整体性原则文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元，是一个复杂且系统性的整体，同时在国际中文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促进，两者关系密不可分。若教材的编写者在课本中未能遵循整体性原则，教师在教学中容易迷失方向，把握不住教学重点，影响最终的教学效果。张占一（1984）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①所以在选取国际中文教材的文化点时，既要包括“知识文化”也要包括“交际文化”，两者兼顾。交际文化的学习对初学阶段的学习者来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知识性文化的积累能够促进外国学生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等。两套教材文化点编排的优点在于均基本遵循了整体性原则且覆盖的文化类型范围比较广泛，在“参考框架”中的三个一级文化点都有所涉及，各类子文化点的选取内容也较为丰富。其中“社会生活”类文化点所占比重较大，其他两个板块的文化点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说明两者在文化点编排上整体性意识较为一致，且体现出两套教材文化点编排的主次分明。此外，本文在对教材进行统计分析时还发现，两套教材在目录中还呈现每个单元后的文化知识专栏标题，使学生在查阅复习文化知识时更加便捷。但两者在编排的整体性方面也有一定不足之处，《环球汉语》相较于《长城汉语》来说，虽然在三个板块文化点都有所覆盖，但从第二层子文化点来看，《环球汉语》涉及的范围更窄，《长城汉语》在均衡性上略胜一筹，其涉及的文化点类型更加丰富且全面。从独选文化点和共选文化点上来看，两者不管是在独选文化点和共选文化点选取方面有都有较高的共识，但两者在深层文化知识的选取方面在数量上都较为匮乏。
二、真实性与实用性原则真实性是指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能够客观反映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真实不会被主观因素影响，即中国人在日常交际中确实存在，真实发生的内容。因此，在选取文化内容时，编写者还要与时俱进，选取符合中国现代生活实况的场景和交际语言，不能因为为了达到导入某个文化点的目的而设置不符合真实生活的场景。学生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交际，只有了解到中国真实的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例如，以前人们在回应他人称赞时，往往会谦虚地回复“没有，没有”“哪里哪里”等语句，而在如今的生活场景中，人们也常常会大方回应“谢谢”，这也正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表现。又如交通的发展使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十多年前，人们长途的公共交通方式可能主要以火车和公共汽车为主，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高铁得到了普及。鲁健骥（1983）曾对教材的实用性进行了说明，即教材内容能够满足学生真正的需求——交际功能。①因此从实用性角度来看，教材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第一，选取的文化知识要能够让学生在日常交际中能使用到；第二，对教师来说在课堂教学环节时操作性强，学生的接受度高；第三，要选取符合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实况的积极正面的内容；第四，应注重真实情境和文化背景的设置，让学生在“练”中用。两套教材在真实性和实用性方面均有较高的共识。首先，两套教材均注重选取日常生活与习俗类的文化知识，两套教材该类文化点都超过了教材文化点总数的一半，涉及校园、商场、公园等多种日常生活场景，与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课文的人物角色也非常贴合生活实际，如师生、同学、同事、教练、医生、邻居等。此外，教材课文中的对话不仅有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际，还有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交际情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特点也不同，该设计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真实的表达，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次，两套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也都有涉及，做到古今兼顾，如两套教材均对中国家庭结构观念从“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到“独生子女家庭”的发展变化有介绍，让学习者能够了解更加全面、立体的中国。在真实性与实用性方面，《环球汉语》的实用性较强，从三类一级文化点的统计数据来看，《环球汉语》在交际类文化点数量和占比均大于《长城汉语》，在“交际”类文化知识方面《环球汉语》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结语
国际中文教材是连接中国文化与外国汉语学习者的重要媒介，还是向世界展示良好中国形象的重要阵地。在以往的国际中文教材的对比研究大部分是宏观上对教材整个体例中各部分的对比，对文化内容进行专门探讨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教材文化内容研究方面更少，需要更多研究和理论成果来补充。本文主要对《长城汉语》（生存交际）第 1 册到第 6 册和《环球汉语》（汉语与中国文化）第 1 册与第 2 册教材为基础，统计分析了分布在两套教材中的文化点类型、文化点数量、文化点的相关性和复现情况。并结合以上几个角度的考察与统计，对比分析了两套教材的优点与不足，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关建议，仅供参考。根据本文研究数据，结果表明：第一，两套教材均有涉及三类一级文化点，在文化点侧重方面也存在较高的共识，但在均衡性方面两者皆有所欠缺，深层文化知识所占比例较低，同时在无复现文化点方面两者的比例也较低；第二，就《长城汉语》而言，其中缺乏“交际”类文化点的选取，尤其是在文化对比知识方面较为匮乏，这也说明《长城汉语》文化点编写在“对比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上有待加强。第三，《环球汉语》中“交际”类文化点的比例高于《长城汉语》，其在课文注释与文化知识中还多次出现“文化对比”类知识，表明《环球汉语》在“真实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及“对比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原则上做得更好，但《环球汉语》第二层与第三层文化点类型的覆盖范围比《长城汉语》窄，文化点类型不够全面。在文化点的呈现形式上，《环球汉语》文化知识专栏中没有配图，且只以英文翻译的形式呈现，虽然有助于学习者更快地理解，但在“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原则上有所欠缺，也容易让学习者对母语产生依赖。在“适用性与阶段性方面”《环球汉语》的部分文化点因出版时间的原因，在时效性上过于陈旧，在凸显当下时代特点上有所欠缺。因笔者研究能力有限，本文在统计教材中的文化点进行梳理并分类时，研究体量较大，皆为人工手动标记并形成表格，可能存在部分主观性判断，研究方法不够完善。其次，仅仅对纸质版本的 14 本书籍进行了统计，并没有对两套教材的多媒体资源，如视频、音频等进行统计与分析，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不够全面。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国际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教材中给学习者展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友好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