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心理学博士论文代写范文，本研究从调节范围理论视角入手，通过 8 个实验研究和一项元分析研究，考察了在向领导和员工求助和帮助时，权力感对求助水平和帮助水平的影响，以及高权力感个体向低权力感个体提供帮助时对帮助水平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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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引言
1. 权力感影响求助和帮助行为的研究现状
1.1 权力感
1.1.1 权力感的概念权力(power)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受到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Guinote, 2015)，大量文章探讨了权力的结构和权力对自 身 以 及 他 人 造 成 的 影 响 (Guinote, 2017; O’Shea et al., 2021; Rodricues &Lloyd, 1998)。在我国古代，“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后引申为动词，衡量、揣度之意，如《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权，然后知轻重”；权也指制约他人的能力，如“贤而屈于不屑者，权轻也”。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辞海》中“权”的释义是“势”，而“势”本身具有强制和威严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和《社会学词典》都将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来看待。但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却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可见，“权”是地位和等级比较高的人的一种身份象征。不同的学者对权力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哲学家罗素曾提出，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如同“能”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有学者根据权力的结构类型，认为权力是基于社会事实而存在(Galinsky et al., 2003; 王雪等，2014)，比如对于员工而言，老板就是有权力的个体。总体而言，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因素(Magee & Galinsky, 2008)，产生于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的控制，可以控制、影响他人(Anderson & Galinsky, 2006Keltner et al., 2003)。社会心理学家 Galinsky 等(2006)认为，权力是对宝贵资源的控制以及管理奖励和惩罚的能力，或者说是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能够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或者奖惩来改变他人状态的能力(Keltner et al., 2003)
1.2 求助行为与帮助行为
寻求帮助和给予帮助是重要的亲社会行为，求助和帮助之间的匹配能够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结，不仅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增强(Chou & Chang, 2017; Dalal & Sheng, 2019; Kammrath et al., 2020; Liu et al.,2022; Simpson et al., 1992; C. Wakslak & Joshi, 2020)。帮助行为与求助行为作为社会互动的两极，共同构建了人类社会的支持网络。
1.3 权力感对求助和帮助行为的影响及其理论
《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都期望高权力者能够付出时间、金钱、能量和资源等，做出更多有益于他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行为(姚琦等，2020)。权力(power)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受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Guinote, 2015)，一些研究者开始探究权力感在个体亲社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目前，有大量文章探讨了权力的结构和权力对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的影响(Guinote, 2017; O’Shea et al., 2021; Rodricues& Lloyd, 1998)。研究表明，权力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影响较大。有一些观点认为，权力会抑制亲社会行为。研究发现，高权力感的个体有着较低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往往有着较高的自利倾向，进而会抑制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蔡頠 等，2016)。如，高权力感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刻板印象(Goodwin et al., 2000)，与他人保持距离，不太愿意从事合作和集体活动，更倾向于独自活动(Lammerset al., 2012)，缺乏共情(Magee & Smith, 2013)，在人际谈判中也较少对他人妥协(van Kleef et al., 2006)，降低对他人的建议采纳(Tost，Gino，& Larrick，2012)，在做艰难决时候时候显得更加冷酷、冷漠、无情，更倾向于物化他人(Gruenfeldet al., 2008; Lammers & Stapel, 2011)，更容易做出一些冒险行为，减少助人行为等(周天爽 等，2020)。Magee 和 Smith(2013)发现，高权力感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重要资源，比如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因此他们更加独立自主。相反，低权力感的个体由于资源的缺乏，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他们更需要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并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还有研究认为，高权力感的个体拥有更高的自信(Briñol, Petty, Valle, Rucker, & Beccera, 2007)，所以不愿意寻求他人的建议和帮助。也有研究发现，权力感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负向预测关系，即高权力感的个体感知到的人际信任程度比低权力感的个体要低(张恩涛，王硕，2020；du plessis et al., 2023)，在决策中可能不愿意寻求他人的帮助。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也会受到群体身份的影响，一旦个人利益被牵涉其中，高权力感者就不会受到群体身份的影响，而选择利己行为(段锦云，王国轩，田晓明，2018)。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高权力感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研究者通过实验，启动长期处于低权力个体的状态性权力感，结果发现，这些被试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van Dijke et al., 2018)。研究认为，高权力者的社会责任感更高，也更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De Cremer & van Dijk, 2008; De Wit etal., 2017)，在人际交往中更容易原谅他人的错误(Karremans & Smith, 2010)。研究者还发现，高权力感的个体更加自信、积极和高自我效能感等，使得高权力感的个体在工作中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 (Kilduff & Galinsky, 2013)。有研究者表明，权力感能够影响不同情境下自我获益的感知，并进一步作用于亲社会倾向，在竞争的情境中，高权力者感知到更少的自我获益，所以会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而在合作情境中，高权力者能够感知到更多的自我获益，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因此，研究者认为，情境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影响自我获益来实现(周静等，2021)。
1.4 小结
在生活和工作中，当人们面临超出自身能力的问题时，通常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给予帮助是重要的亲社会行为，求助和帮助之间的匹配能够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结，不仅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增强(Chou & Chang, 2017; Dalal & Sheng, 2019; Kammrath et al., 2020; Liu et al.,2022; Simpson et al., 1992; C. Wakslak & Joshi, 2020)。以往研究在求助和帮助行为对人们产生何种影响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人们寻求和给予何种类型帮助(Trope et al., 2021)。就帮助水平而言，帮助类型可以分为高水平帮助和低水平帮助，高水平帮助倾向于解决问题的原因，而低水平帮助和求助倾向于解决问题导致的后果(Rim et al., 2013)。最近，有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求助水平上的差异，该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倾向于向社会距离较近的人寻求低水平帮助，并且当社会距离较近的人给予低水平帮助时，人们会比收到高水平帮助时有更多的感激(Lee & Fujita, 2023)。但是，该研究仅关注到亲密关系的远近对求助行为的影响，其他与帮助和求助行为高度关联的人际关系变量(如权力)，会如何影响帮助和求助行为，尚不得而知。作为社会关系变量，小到孩子想买一根棒棒糖吃，大到死刑的判决，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Anderson & Galinsky, 2006;Keltner et al., 2003)，因而权力与求助和帮助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认为，权力的不对称导致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有所差异，而感知到社会距离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影响其目标和行为(Magee & Smith, 2013)。具体而言，权力感能够正向预测社会距离的远近，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体验到更多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在状态权力感和助人行为的负向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周天爽 等，2020；Lammers et al., 2012)。
2.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2.1 问题提出
“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求“渔”还是求“鱼”，既是帮助主体与求助主体经常面临的选择，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选择，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求助时会选择“求渔”还是“求鱼”，帮助时倾向于“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以及向谁应该求“渔”或求“鱼”，现有研究还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尤其是，权力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与求助和帮助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尽管前人从亲社会行为等视角研究了权力对帮助行为等的影响，但对权力与“求渔”和“求鱼”“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数社会支持研究都将支持来源(如“人们向谁寻求支持？”)与支持类型(如“人们寻求情感支持还是工具性支持？”)作为独立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依恋理论与社会网络研究这两大主流研究传统都预测，人们会向依 恋 对象 或亲 密关系 的人 寻求 支持 (Bowlby, 1982; Collins & Feeney, 2000;Krackhardt, 1992; Wellman, 1979)。然而这些开创性理论并未明确预测人们会寻求何种类型的支持(Kammrath et al., 2020)。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与应对策略研究主要聚焦于所获支持的类型或支持行为发生的背景如何影响支持效果。例如，人们可能通过寻求情感支持(即安慰与肯定)、工具性支持(即实质性帮助)、信息性支持(即建议与信息)或其他支持类型来满足需求(Cohen et al.，2000；Cutrona，1990；Uchino，2004)。
2.2 研究假设及理论基础
如前文所述，权力如何影响求助行为，既可以通过解释水平理论推导，也可以由调节范围理论进行推导，两种理论可以推导出相同的结果，也就是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的帮助。但不同的是，解释水平理论认为高权力者拥有较远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导致较为抽象的心理加工，也即心理距离起到中介作用。而调节范围理论认为高权力是一种高水平社会工具，会扩张人们的调节范围；而低权力是一种低水平工具，会收缩人们的调节范围，而调节范围与距离并非完全同步，也就是说，根据调节范围理论，高权力会直接寻求更高水平帮助，而无需经过心理距离的中介。
2.3 研究意义
以往的大多研究探讨了权力感对助人行为或其他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较少涉及权力感与求助行为和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研究关注人们寻求和给予何种类型帮助(Trope et al., 2021)。基于相关理论及研究，人们发现，帮助行为和求助行为存在不同的类型，指向解决问题的原因的帮助或求助，这是高水平的帮助或求助，也就是“求渔”型的帮助或求助；指向解决问题的结果的帮助或求助，是低水平的帮助或求助，也就是“求鱼”型的帮助或求助。权力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的控制，因而与求助帮助行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面对不同权力水平的个体，应该提出何种水平的求助或提供何种水平的帮助？本研究从影响帮助行为和求助行为的因素出发，本研究试图探讨权力感的高低，是否导致个体产生不同的帮助或行为求助行为，如高水平的帮助或求助还是低水平的帮助或求助。第一，本研究区分高、低权力感个体在寻求帮助时所表现的不同偏好。以往研究关注了领导者给予帮助时对他人和自身产生的影响 (Chernyak-Haiet al., 2024)，但是对于权力感如何影响求助行为，还缺乏清晰的认知。调节范围理论整合了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帮助领域，而权力在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上均有丰富的研究(Han et al., 2017b;Magee & Smith, 2013; Smith & Trope, 2006; Trope & Liberman, 2010b)，Trope等人(2021) 也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权力在调节范围理论上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权力感在调节范围理论上的应用，为求助和帮助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第二，本研究还将探究权力感影响帮助水平的机制，并验证帮助对象的身份在其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在归因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在寻求帮助时，个体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此时求助对象的身份不会影响权力感对求助水平的偏好，而只受到调节范围的影响，即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的帮助。但是在给予帮助时，个体除了要考虑自身的需求，更需要关注帮助对象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此时帮助对象的身份同样起到关键作用。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高权力感个体向领导身份的人提供帮助时，是否要比向员工身份的人提供帮助时帮助水平更高。第三，本研究还关注帮助行为和求助行为之间的偏好是否匹配。以往研究要么关注求助水平偏好，要么关注帮助行为的作用，却缺乏对求助和帮助之间是否匹配的探索。本研究认为求助和帮助具有不同的视角，他们关注的需求点有所不同。因此探究求助和帮助水平之间的偏好是否匹配，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帮助行为这一领域的理解，为未来理论模型的整合提供新的思路。第四，本研究区分了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的作用。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都强调社会距离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距离和调节范围有所差异。解释水平理论认为，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感知到更远的社会距离，所以认知加工更加抽象，更加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调节范围理论认为，高权力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性工具，较远的社会距离是一种高水平的心理性工具，它们都能够扩张个体的范围，因此更加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但是社会距离和调节范围之间并不是同步变化，研究表明，若个体仅停留在幻想层面而未尝试将其体验转化为当下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指导(即未扩展调节范围以纳入这些幻想事件)，则其对自我调节几乎无益(Oettingen & Mayer，2002)。相反，当个体将幻想与直接经验中的反应相联结(即扩展调节范围)，则能促进目标达成。类似地，某些情景性未来思维(episodic future-directedthinking；Atance & O’Neill，2001；Schacter et al.，2007)虽实现心理距离跨越，但若未将事件模拟作为当前反应的依据，则其调节范围亦未发生调整。本研究同步探索了权力感和社会距离对求助和帮助水平偏好的影响，对解释水平理论的调节范围理论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将进一步验证了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在权力心理学领域的适应性，这也是国内首次开展这项研究。
3. 研究一：特质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3.1 研究目的
3.2 实验 1 同一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3.3 实验 2 不同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3.4 小结
4. 研究二：状态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4.1 研究目的
4.2 实验 3 同一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4.3 实验 4 不同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4.4 实验 5 真实求助情景下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
4.5 小结
5. 研究三：状态权力感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5.1 研究目的
5.2 实验 6 同一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5.3 实验 7 不同部门领导和员工情景下权力感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5.4 小结
6. 研究四：真实互动场景下状态权力感对求助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影响(实验 8)
6.1 研究目的
6.2 研究方法
6.3 结果与分析
6.4 讨论
6.5 小结
7. 研究五：元分析研究
7.1 研究目的
7.2 研究方法
7.3 结果与分析
7.4 讨论
7.5 小结
8. 总讨论
8.1 权力感对求助和帮助行为的影响
帮助行为与求助行为有助于提升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好地生存，也是心理科学的重要研究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帮助与求助不仅涉及咨询建议，也涉及资源的分配，而权力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因而与求助和帮助有着天然的联系。本研究从“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入手，结合解释水平理论、调节范围理论和情境聚焦理论等心理学理论，研究权力感对求助与帮助水平的影响。解释水平理论是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其影响辐射到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的提出者——Trope 等(2021)对解释水平理论进行了拓展和优化，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调节范围理论，但到目前为止，调节范围理论主要是对以往研究的理论总结，还需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在深入分析权力心理学理论、调节范围理论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力感影响求助和帮助行为的研究假设，并通过 8 个实验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很好的验证，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权力心理学以及帮助和求助心理学研究，也对调节范围理论做了很好的验证，研究结果不仅对组织行为实践等具有指导意义，对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也具有积极的理论贡献。
调节范围理论认为，帮助水平可以分为高水平帮助和低水平帮助，高水平的帮助主要关注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以解决高水平需求，而低水平的帮助主要解决问题的具体细节以解决低水平需求(Trope et al., 2021)。如自主型帮助通过帮助他人找到问题的核心，使他人能够自行解决问题(授人以渔)，是一种高水平的帮助，而依赖型帮助则直接帮助他人解决具体的问题(授人以鱼)，是一种 低 水 平 帮 助 (Bamberger & Levi, 2009; Chernyak-Hai et al., 2024; Nadler,2002)。我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在寻求帮助时，会寻求高水平帮助还是低水平帮助？人们在提供他人帮助时，会倾向提供高水平帮助还是低水平的帮助？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在决策和行动时，会同时考虑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后果(McKoon & Ratcliff, 1986; Weiner, 1985)。有研究表明，较远的心理距离让人们聚焦于事件发生的原因，较近的心理距离让人们聚焦于事件的后果，同样的，关注问题的原因使人们知觉到更远的心理距离，关注问题的后果使人们知觉到更近的心理距离(Rim et al., 2013)。解释水平理论认为，较远的心理距离产生较高的解释水平，高水平的解释聚焦于问题的核心特征，较近的心理距离导致较低的解释水平，低水平的解释关注问题的细节(Trope &Liberman, 2010a)。因此，高水平的帮助聚焦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因为关注问题的原因导致较远的心理距离，从而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而低水平的帮助聚焦于问题产生的后果，因为问题产生的后果是次要特征和具体细节(Lee &Fujita, 2023)。那么，人们在不同的情景下求助或帮助的偏好(水平)是否也不同？本文研究了高、低权力感个体在向自己同部门或其他部门的领导和员工寻求帮助时，帮助水平的偏好。研究通过测量个体的特质权力感探究对求助行为的影响(实验 1、实验 2)，启动个体的状态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实验3、实验 4、实验 5 )，启动状态权力感对帮助行为的影响(实验 6、实验 7)以及一项内部元分析研究，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结果表明，在寻求帮助时，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提供高水平帮助，并且这一结果不受求助对象身份和情景设置的影响，假设 1 得到验证，假设 2 没有得到支持。调节范围理论认为，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的调节范围更广，解释水平更高，更加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因此在寻求帮助时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的帮助(Magee & Smith, 2013; Trope et al., 2021; Trope & Liberman, 2010a)。在给予帮助时，高权力感个体会根据帮助对象的身份给予不同的帮助，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给予领导高水平帮助，并且这一结果不受到情景设置的影响，假设 3a、假设 3b 和假设 4 得到验证。本研究除了关心高、低权力感个体的求助水平，也同样关心他们之间的求助和帮助行为是否匹配。只有求助水平和帮助水平之间一致，才能够真正满足求助者的需求(Cavallo et al., 2016; Chernyak-Hai et al., 2024; Lee & Fujita,2023; Zee et al., 2020)。在实验 8 中，本研究关注低权力感个体向高权力感个体求助这一常见的求助情景，探究低权力感个体的求助偏好和高权力感个体给予帮助时的求助水平。结果表明，低权力感个体的求助和高权力感个体给予帮助之间达成匹配，并且低权力感个体比高权力感个体预期的更加满意和感激，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5 和假设 6。本研究认为，双方之所以在这种真实互动情景中达成一致，主要取决于高权力感个体认知加工的灵活性。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具有更高的认知灵活性，能够根据场景的变化更好地进行调整(Guinote, 2017,2007b)，因此在寻求帮助和给予帮助之间表现出不同偏好。并且高权力感个体更多聚焦于自身的需求和目标，较少关注他人的状态(Guinote & Cai, 2016; Tost et al., 2012)，面对低权力感个体的求助时，可能不太愿意花费太多认知资源去进行帮助(Guinote & Phillips, 2010; Keltner et al.,2003)。高水平的帮助比低水平的帮助需要耗费更多认知资源，因此，直接进行低水平的帮助可能对于高权力感个体来说是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本研究中的假设 2 并没有得到支持，无论求助的对象是领导还是下属，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都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的帮助。本研究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当个体拥有较高的权力感时，自身的调节范围就会扩张，此时已经感知到较远的主观社会距离(Magee & Smith, 2013; Trope et al., 2021; C.Wakslak & Joshi, 2020)，不管求助的对象是领导还是员工，高权力感个体此时的解释水平都较高(Trope & Liberman, 2010a)，因此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帮助。并且在本研究中的多数情景中(实验 1、实验 2 和 实验 3)，领导和员工所引起的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差异。调节范围理论认为，人类为有效追求从即时到极远端的多样化期望目标，进化出多元心理(如，社会距离)与社会工具(如权力)以支持收缩性与扩展性调节，并具备根据情境功能性调整调节范围的能力。这些工具旨在满足调节过程中的认知、情感与评估需求：对预期结果的预测(“可能发生什么”)、情感反应(“对此感受如何”)及行动决策(“应采取何种行动”)。进一步而言，这些心理与社会工具可依层级高低排列为连续统(例如从低阶到高阶的调节策略)。需指出，不同个体与文化可能仅具备部分而非全部工具，并非主张所有工具被同时使用。因此，当个体的社会性工具发挥效力时，心理工具可能未被使用，这也可能是权力而非社会距离对求助和帮助水平具有稳定效应的原因之一。社会角色通常以层级化结构组织。群体或组织内部既存在上级统摄性角色(superordinate roles)，亦包含下属具体化角色(subordinate roles)。高权力者处于最上级、统摄性角色，而低权力者则承担更为具体化的下属角色。从调节范围理论(regulatory-scope theory)视角看，这些角色可作为社会调节工具，高权力感个体通常与扩展性调节相关联，其目标与任务推动个体超越当下情境(如战略规划、长期愿景构建)；而低权力感个体通常与收缩性调节相关联，其目标与任务促使个体聚焦即时行动(如预算执行、日常运营管理)。研究表明，拥有相对较高的权力或地位角色与更多的抽象思维有关(Magee、Milliken & Lurie，2010；Magee & Smith，2013；Reyt & Wiesenfeld，2015；P. K. Smith & Trope，2006；P. K. Smith、Wigboldus & Dijksterhuis，2008；Wakslak、Smith & Han，2014；Wiesenfeld、Reyt、Brockner & Trope，2017)。更相关的是，一些初步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等级地位可能会调节监管范围：Joshi 和 Fast(2013)报告说，相对于低权力角色，被分配到高权力角色的人更有可能优先考虑更大、更晚的回报，而不是更小的即时回报(另见 Zhang &Smith，2018)。领导与员工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动态特征。领导者的角色往往与扩展性范围相关——如思考集体目标和规划未来，而员工的角色往往与收缩性范围相关——专注于个人行动，并在此时此地执行领导者的指令(相关研究见 Berson & Halevy, 2014; Berson, Halevy, Shamir, & Erez, 2015)。本研究直接测试了权力感和调节范围之间的关系，高权力感个体会根据情景和目标的需要扩张或者收缩自身的调节范围，以解决问题的原因或者影响，低权力感个体收缩自身的调节范围，以解决问题的影响。综合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在寻求帮助时，个体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此时求助对象的身份不会对求助水平产生影响，权力感通过调节范围直接影响求助水平偏好。当个体给予帮助时，个体除了关注自身能够提供什么类型的帮助，还需要考虑对方的需求，根据对方身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帮助水平。
8.2 研究贡献
这篇博士论文代写重要贡献首先在于厘清了权力感影响帮和求助行为的模式。本文没有研究权力感对帮助和求助多寡的影响，而是独辟蹊径，结合“授人以渔”“授人以鱼”的有趣话题，研究权力感对帮助和求助水平的影响。在本研究之前，权力感与帮助和求助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本研究借助调节范围理论等心理学理论，建构其权力感与帮助和求助水平之间的关系桥梁，并对研究假设进行了一一验证。其次，验证了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的适应性。调节范围理论是解释水平理论的延伸和优化，但总体上，仍然是对过往研究的理论总结，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支持。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都强调社会距离的重要作用。解释水平理论认为，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感知到更远的社会距离，所以认知加工更加抽象，更加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调节范围理论认为，高权力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性工具，较远的社会距离是一种高水平的心理性工具，它们都能够扩张个体的范围，因此更加关注问题的核心特征。调节范围理论整合了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帮助领域，而权力在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上均有丰富的研究(Han et al., 2017b; Magee & Smith, 2013; Smith & Trope, 2006; Trope &Liberman, 2010b)，Trope et al. (2021) 也指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权力在调节范围理论上的适用性。本研究通过 8 个实验探索了权力感和社会距离对求助和帮助水平偏好的影响，对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范围理论的作用进行了辨析。结果一致表明，权力感对求助和帮助水平的影响比社会距离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稳定，总体上支持了调节范围理论，为该理论的进一步推广和优化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三，本研究在权力心理学领域使用了社会支持层次化的新区分标准。研究表明，高水平支持与低水平支持的本质区别在于原因与结果的结构性关系(即层次性)，而非支持的具体内容(如情感性与工具性)。事实上，当构成高水平支持(即缓解压力)与低水平支持(即提升动力)的内容属性被反转时，人们寻求支持的水平并不会发生转变。类似地，当被引导寻求高水平(相对于高水平)支持时，无论支持内容如何，个体的调节范围都会呈现扩张(而非收缩)态势。本文通过权力操纵实现调节范围扩张(相对于收缩)时，个体也会相对更关注获得高水平(而非低水平)支持，且这一效应同样独立于支持内容。由此可见，支持水平的概念具有创新性，与其他支持分类体系(如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情绪导向型应对与问题导向型应对)存在本质区别。第四，本研究对社会支持行为进行有意义的分类。本研究认为支持层次与权力的关联性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整合性框架，可系统预测并检验社会支持研究中的新假设。以往研究认为，社会距离在寻求支持中起到关键作用，人们倾向于向社会距离较近的人寻求低水平支持，向社会距离较远的人寻求高水平支持(Lee & Fujita, 2023)。同时，权力感也会影响社会距离的感知，高权 力感个体 比低权力感个体 通常体验到更远的社会距离 (Magee & Smith,2013)。因此，本研究可以同时校验权力和社会距离对求助行为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关注帮助行为和求助行为之间的偏好是否匹配。以往研究要么关注求助类型偏好，要么关注帮助行为的作用，却缺乏对求助和帮助之间是否匹配的探索。本研究认为求助和帮助具有不同的视角，他们关注的需求点有所不同。因此探究求助和帮助类型之间的偏好是否匹配，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帮助行为这一领域的理解，为未来理论模型的整合提供新的思路。
8.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并没有发现求助对象对求助水平产生影响，但是前人研究表明，人们向不同社会距离的人寻求帮助时求助水平存在差异(Lee & Fujita, 2023)，尽管本研究中不同求助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求助对象的主效应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未来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求助对象的身份标签对求助水平的影响。比如，可以在真正的工作场所中考察人们向领导和同事之间求助的差异，也可以考虑更多的身份标签，如老师和学生、政府首脑官员和市民等等。其次，本研究中通过设置问题的因果关系来确定求助水平的高低，尽管已经有研究表明这种设置是有效的(Lee & Fujita, 2023; Rim et al., 2013)，未来还是有必要进一步丰富高低水平帮助/求助行为的设置样式，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丰富权力在社会帮助领域中的应用。最后，本研究是通过测量个体的一般权力感或者操纵个体的权力感，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来探究权力感对求助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拓展其生态效度，未来还应该在真实的情景中考察权力对求助水平的效应，如探究真实公司中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求助行为、学术汇报中专家和学生的提问方式或者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求助水平等等，以丰富这一研究的生态效度。
8.4 研究展望
帮助水平与求助水平的不对称，是影响人际关系质量甚至组织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本研究基础上，未来可开展亲密关系、组织内人际关系诊断和干预研究。研究发现，支持寻求者的关系范围会影响其对特定对象所提供支持层次的预期，这对支持提供者(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困境。例如，假设妻子希望为因体重超标而缺乏自信的丈夫提供支持。在体重领域，妻子保持苗条的身材，所以在减肥方面更有话语权，权力更高。一方面，作为旁观者的妻子可能意识到体重问题是导致丈夫自信不足的根本原因，因而试图提供饮食建议或鼓励其锻炼。然而，由于丈夫可能更期待从她那里获得低水平支持(如帮助增强自信心)。若妻子仅专注于提供高水平支持，其支持行为很可能不被重视或被认为未回应其需求。这种预期错位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何亲密关系中的实际支持有时适得其反(Bolger et al.，2000；Feng & Magen，2016；Gleason et al.，2008；Rafaeli & Gleason，2009)。重要的是， 该研究表明这种错位并非源于支持者缺乏助人意愿(Brock & Lawrence，2009、2014；Lorenzo et al.，201；Marigold et al.，2020)，而是源于其未能调节关系范围以匹配受助者需求。因此，支持提供者可能需要换位思考，据此调整支持策略。另外，基于调节范围理论重新审视权力对决策、目标冲突等的影响，是未来拓展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调节范围理论主要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理论分析(Trope et al., 2021)，尚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调节范围理论是对社会距离理论、解释水平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三者在很多情况下能做出一致的推断，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从已有文献来看，本研究是权力心理学领域首个支持调节范围理论的研究。以往有关权力影响跨期选择、控制感、自我控制等的研究，不乏社会距离、解释水平理论视角(Smith et al., 2008; Smith & Trope,2006)，这些研究，有必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在自我控制等领域(Fujita, 2025)，存在诸多矛盾，或许可以通过扩大调节监控范围来整合。
9.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调节范围理论视角入手，通过 8 个实验研究和一项元分析研究，考察了在向领导和员工求助和帮助时，权力感对求助水平和帮助水平的影响，以及高权力感个体向低权力感个体提供帮助时对帮助水平的偏好。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无论求助对象与自身是否处于同一部门，也无论对方的身份是领导还是员工，高权力感个体都比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寻求高水平帮助。2.无论帮助对象与自身是否处于同一部门，高权力感个体向领导给予帮助比向员工给予帮助的水平更高；向领导给予帮助时，相比低权力感个体，高权力感个体的帮助水平更高。3.低权力感个体向高权力感个体求助时，更倾向于寻求低水平求助，而高权力感个体向低权力感个体给予帮助时，也更倾向于给予低水平帮助，他们之间的求助和帮助行为达成一致，并且低权力感个体对高权力感个体给予的低水平帮助比高权力感个体所预期的更加满意。以上研究结果将社会帮助领域新近提出的调节范围理论应用到权力感这一重要社会变量上，扩展了该理论的适用边界。同时，在生活与工作中，了解高、低权力感个体的求助和帮助偏好，有助于人们根据对方的偏好和需求针对性地给予或者提出帮助，从而提高帮助和求助的质量和效果，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