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世界经济博士论文代写范文，以智能制造;劳动力需求;技能相对需求;离岸生产;技术变革;为研究论点。本文围绕智能制造内含的多重方向技术变革建模智能制造，并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详尽探讨。然而，囿于研究者学科视野和研究能力的主观局限以及数据可得性和颗粒度的客观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待改善的空间，这也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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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智能制造是基于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自学习等功能，旨在提高制造业质量和创新能力、效率效益和柔性的先进生产方式 ①。当前，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竞相将智能制造作为振兴制造业的核心引擎，中国也将智能制造视为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作为由新一轮技术变革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先进生产方式，智能制造正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在岸乃至离岸生产要素配置产生深刻的变革性影响，然而目前却少有研究对此影响展开系统性讨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会如何影响其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以期为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有益参考。绪论章首先系统阐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继而详细介绍本研究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点。
1.1 研究背景智能制造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不断孕育出创新的生产方式、商业范式与组织形态，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能。然而，对制造企业而言，智能制造及其影响是全新的、未知的、复杂的，如何在智能制造生产体系下调整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才能实现最优利润或成本，是企业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而现有研究并未就此问题给出明确的决策支撑。本研究从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两大视角阐述研究动机，从而引出本研究聚焦的研究问题。
1.1.1 现实背景智能制造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振兴制造业和抢占先进制造业高地的重要抓手。在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下，老牌工业强国依托本国技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传统工业基础的先发优势，将位于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占据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以获取巨额利润，形成当前生产全球化的现实图景。然而，这种生产全球化的布局不可避免地使得老牌工业强国“脱实向虚”，造成其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进而导致劳动力大规模失业、收入不平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在不确定性极高的当下，全球供应链时刻面临着断链风险，这使得产业空心化的国家供给侧弹性与韧性严重不足，近年来更是频频爆发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在此背景下，老牌工业强国纷纷将智能制造视为突破困境的重要抓手，竞相出台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加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的研发与融合应用，力图振兴本国制造业，并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抢占先进制造业高地。2012 年，美国率先提出“先进制造业”概念，并抢先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随后，德国于 2013 年正式出台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工业 4.0”战略，日本则于 2015-2017 年陆续出台“机器人革命”、“社会 5.0”以及“互联工业”等智能制造发展战略......有趣的是，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强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均强调智能制造技术、劳动力要素与供应链体系的协同发展，并引导以人为本的技术优先发展，这并非巧合，而是表明各国在发展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智能制造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变革性影响。
1.2 研究问题当下，中国制造企业正在中国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推动下，有序地、梯度地向智能制造转型，新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是智能制造企业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充分探讨。
1.3 研究意义当下，中国正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强国抢占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正进入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期与迷茫期，亟需产学研用各界谋众智、出众力，此时研究智能制造恰逢其时。本研究聚焦于解读智能制造这一由新一轮技术变革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先进生产方式，并深入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效应与具体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4 研究思路本研究旨在系统性探究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具体聚焦于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力需求、技能相对需求以及离岸生产三个子研究，研究整体遵循“定性研究筑基、理论建模支撑、实证检验夯实”的逻辑脉络。首先，本研究的逻辑基点植根于对智能制造内涵的定性研究。基于对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和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分析，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为参照标准，从智能制造的定义、形态、模式及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技术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界定智能制造的内涵，为后续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提供概念支撑。其次，本研究对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进行理论建模分析，为后续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回顾和总结前置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参考并拓展 Acemoglu et al.（2022b）和 Acemoglu & Restrepo（2024）基于任务的模型这一最为前沿的理论框架，来建模智能制造并推导智能制造影响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的具体理论机制。本研究的一大理论突破在于，将通常应用于宏观产业层面的任务模型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构建分析企业内部任务结构与生产要素配置动态的微观基础，并针对智能制造这一研究核心对象，开创性地将其模型化为内含多重方向技术变革的先进生产方式。具体而言，在探究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和技能相对需求时，本研究将智能制造建模为三个相互交织的技术变革方向：自动化（替代特定任务中的劳动力）、创造新任务（扩展生产任务集）以及资本深化（提升资本在特定任务中的生产率）。在探究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离岸生产时，本研究进一步将智能制造内含的以提升离岸生产能力（降低离岸成本）为方向的技术变革引入理论模型。基于对智能制造的数理建模，本研究进而构建三大核心理论模型。前两个模型聚焦于企业在岸生产要素配置，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以及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推导智能制造如何通过重塑企业内部的任务边界，最终作用于劳动力需求以及技能相对需求。第三个模型则专注于企业离岸生产要素配置，将企业生产要素区分为在岸要素与离岸要素，将离岸任务引入企业内部任务结构，推导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离岸生产。
2 智能制造的全球发展形势与内涵界
本章首先聚焦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大智能制造“引领型”国家，纵向梳理其智能制造发展脉络，横向对比各国发展智能制造的独特模式与共性经验。继而，系统梳理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演进历程，并提炼其发展的核心特征。最后，基于上述对智能制造全球发展形势的分析，本章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为参照，从定义、形态、模式以及企业转型关键技术等维度，系统界定智能制造的内涵，为后续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提供现实背景与支撑。
2.1 全球主要工业国家智能制造发展历程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 ③是智能革命，标志着世界工业前沿正式进入智能制造时代。在智能革命的驱动下，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竞相开启智能制造优先发展战略，智能制造成为炙手可热的先进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基于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④评估结果，美国、德国和日本处于第一梯队，被视为“引领型”国家；韩国、中国、英国、瑞典、瑞士、芬兰、法国、奥地利和加拿大则共同构成第二梯队，属于“先进型”国家。从整体格局来看，传统工业强国仍保持显著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积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则致力于推动制造业的重振与回流，两者形成同步演进的态势。本研究聚焦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大智能制造“引领型”国家，系统梳理其智能制造发展的演进脉络，旨在深入剖析各国对智能制造内涵的深层认知，并总结其智能制造发展的独特模式与成功经验。
2.2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历程我国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与竞争，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之核心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揭示了一条真理：每一轮技术变革都会将乘上浪潮的国家塑造为工业强国，也会将错失良机的国家禁锢在“低端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承接产业转移和出口加工制造逐步地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艰难地突破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技术锁定，坚韧地追上了世界工业强国的发展步伐，从而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并逐渐成长为世界工业大国。然而，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再一次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相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速发展智能制造，试图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再分工体系，竭力谋求制造业转型升级。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与竞争，中国政府适时制定了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着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根据政策迭代演进和战略重心转移，本研究将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划分为概念萌芽期（2006-2012年）、战略成型期（2013-2020 年）和体系构建期（2021 年-至今）三个战略阶段。
2.3 智能制造的内涵界定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横向对比与纵向梳理，本研究发现各国均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与先进制造技术（如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融合应用的角度来定义、理解与发展智能制造。因此，本研究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为参考标准，从智能制造的定义、形态、模式以及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技术等层面来系统地、全面地界定智能制造的内涵，旨在指导本研究后续的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
2.4 本章小结本章旨在洞察和归纳智能制造的全球发展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智能制造的内涵进行界定，为本研究后续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现实背景与分析支撑。具体而言，本章先是聚焦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大智能制造“引领型”国家，纵向梳理其智能制造发展的演进脉络，并横向对比各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独特模式与共性经验。然后，系统梳理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演进脉络，并提炼总结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特征。最后，结合上述分析，本章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为参考标准，从智能制造的定义、形态、模式以及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技术等层面来系统地、全面地界定智能制造的内涵。首先，基于对美国、德国与日本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分析，本章发现各国均将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融合应用作为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支柱，将智能制造技术、劳动力要素与供应链体系的协同发展视为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目标与实现路径，并特别强调智能制造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供应链全球化布局的深远影响。其次，基于对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纵向梳理，本章将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划分为概念萌芽期（2006-2012 年）、战略成型期（2013-2020 年）和体系构建期（2021 年-至今）三个战略阶段，发现目前中国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智能制造应用水平、供给能力与支撑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企业正在梯度有序地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推进特征、鲜明的“先试点后推广”的中国特色以及成熟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规律。最后，本章全面地、系统地界定了智能制造的内涵。在给出智能制造标准定义的基础上，从智能制造的形态、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等多维度阐释智能制造的内涵。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以及智能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三大形态。智能赋能技术、智能装备、工业软件与工业网络是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三大关键技术。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是当前智能制造的五大模式。
3 文献综述
3.1 智能制造内涵与测度的相关研究回顾
3.2 技术变革如何影响生产要素配置的理论发展脉络
3.3 技术变革如何影响生产要素配置的实证研究总结
3.4 文献评述
4 基于任务的模型：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生产要素配置
4.1 基准理论模型
4.2 引入劳动力技能异质性的扩展理论模型
4.3 引入离岸生产的扩展理论模型
4.4 本章小结
5 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
5.1 引言
5.2 研究设计
5.3 主要实证结果
5.4 内生性问题
5.5 稳健性分析
5.6 机制分析
5.7 异质性分析
5.8 基于企业超额雇佣的进一步分析
5.9 本章小结
6 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研究
6.1 引言
6.2 研究设计
6.3 主要实证结果
6.4 稳健性分析
6.5 机制分析
6.6 异质性分析
6.7 本章小结
7 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的影响
研究在生产全球化和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大量企业通过部署离岸生产和改造生产方式来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本章旨在探讨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基于本研究第 4.3 节构建的引入离岸生产的基于任务的企业模型，发现智能制造在任务集合的广延边际上通过回流效应和离岸效应对企业离岸生产形成一股相对的推拉力，在集约边际上通过生产率效应推动企业离岸生产。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章利用中国政府推行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构建交错情形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异质性-稳健的非线性双重差分法这一前沿实证方法，证实了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存在显著且积极的因果效应，并发现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强于离岸效应，但是其强大的生产率效应在总体实证结果上掩盖了回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制造的积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企业离岸的东道国选择，本章发现智能制造同时促进了企业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离岸生产，但企业更偏向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此外，本章还发现智能制造也同时推动了企业的离岸贸易活动，但使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回流。
7.1 引言任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在生产过程及相关成本控制方面采用多种策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拥抱这种进一步降本增效的先进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部署在对其更有利的国家，从而实现生产全球化。具体而言，企业生产全球化的形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方式是离岸生产，即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建立海外的生产型子公司；另一种方式是离岸外包，即与国际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合作（Antràs & Helpman，2004；Musteen，2016；Pereira et al.，2019）。因此，无论是生产全球化还是引入智能制造技术，都是现代企业保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这些生产决策本来是现代化企业遵循市场规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然而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对等关税”等非市场手段强行提高企业生产全球化的成本，试图干预并逆转本国企业生产全球化的趋势，从而达到重振本国制造业及就业的目的，这使得离岸生产活动及其回流立即成为全球舆论风暴的中心。
7.2 研究设计本节首先描述本章的数据和变量测度，然后介绍本章核心实证分析的模型。
7.3 主要实证结果本节介绍本章的主要实证结果。本节首先测试了 ETWFE 模型的识别假设，然后得出了智能制造效应的主要实证结果，并进一步讨论了智能制造效应在不同处理队列中的异质性以及各处理队列的效应的动态演变。
7.4 稳健性分析本节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这些检验分为三组：第一，与交错双重差分法和 ETWFE 特定假设相关的检验，即通过替换计算总体处理效应的加权方案来测试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二，考虑虚假处理时间的安慰剂检验；第三，考虑样本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
7.5 机制分析根据本研究第 4.3 节理论分析，智能制造通过回流效应、离岸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同时影响着企业离岸生产，本节将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影响企业离岸生产的三大影响机制。7.5.1 回流效应与离岸效应囿于数据颗粒度限制，本文无法精确衡量企业离岸生产子公司承担的生产份额的增加或减少，这导致本文无法分离讨论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和离岸效应。然而，在制造业企业当前生产规模以及企业海外子公司布局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其离岸生产回流，本文应该能观察到企业离岸生产型子公司占离岸子公司总数量的份额下降；而如果其进一步扩大离岸生产，本文应该能观察到企业离岸生产型子公司份额上升。因此，本文可以通过智能制造对企业离岸生产型子公司份额的影响来间接检验和对比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和离岸效应的强弱。遵循这一思路，首先，本节将样本限制在样本观测期间存在海外子公司观测值即存在离岸生产的企业样本；其次，将基准实证模型中的泊松非线性函数 ()H 替换为恒等函数；最后，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离岸生产型子公司份额，来估计并对比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和离岸效应的强弱。表 7-5 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显著降低了企业离岸生产型子公司份额，这意味着在企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可能强于离岸效应。
7.6 异质性分析本节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分别从企业股权性质和资本密集度等维度探究智能制造对不同类型企业离岸生产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检验智能制造影响企业离岸生产的理论机制。
7.8 本章小结本章主要研究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章以2011-2021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中国政府推行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并采用异质性-稳健的非线性交错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企业的生产方式转向智能制造对企业离岸生产的因果影响，首次为研究新技术如何影响企业离岸活动的文献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证据。本章研究发现，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存在显著且持久的积极影响。这一核心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变得更为可信。此外，基于前沿的 ETWFE 模型，本章发现智能制造的影响在各处理队列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随后本章证实了这种异质性很可能与企业资本密集度密切相关。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章归纳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最后结合本文研究不足之处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8.1 研究结论本研究首先基于对中国和其他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纵向分析与横向对比，对智能制造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智能制造是基于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自学习等功能，旨在提高制造业质量和创新能力、效率效益和柔性的先进生产方式。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以及智能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三大形态。智能赋能技术、智能装备、工业软件与工业网络是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三大关键技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离散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是当前智能制造的五大模式。基于对智能制造的定性研究，本研究在理论研究中将智能制造建模为内含多重方向技术变革的先进生产方式，构建了分析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的基于任务的企业模型。本文的理论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研究智能制造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基准理论模型中，本研究将企业实现智能制造所需的技术组合分为三类不同方向的技术变革：以自动化为方向的技术变革、以创造新任务为方向的技术变革以及以资本深化为方向的技术变革，并分别从三个技术变革的方向分析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发现智能制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存在三种机制：一是“生产率效应”。任何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出的技术变革方向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替代效应”。在广延边际上，智能制造直接改变任务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推动资本完成原本分配给劳动力的部分任务，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创造效应”。在广延边际上，智能制造直接扩展企业可行性任务集合，允许企业开发和创造出新的劳动密集型任务，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在研究智能制造影响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扩展理论模型中，本研究仍然将企业实现智能制造所需的技术组合分为三类不同方向的技术变革：以自动化为方向的技术变革、以创造新任务为方向的技术变革以及以资本深化为方向的技术变革，并分别从三个技术变革的方向分析智能制造对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发现智能制造在任务集合的广延边际上通过“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提高企业对技能的相对需求，在集约边际上通过“资本深化效应”提高企业对技能的相对需求。第三，在研究智能制造影响企业离岸生产的扩展理论模型中，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以提升离岸生产能力为方向的技术变革设定，分析智能制造对企业离岸生产的影响，发现智能制造对企业离岸生产的影响存在三种机制：一是“回流效应”。在任务集合的广延边际上，智能制造提升资本在特定任务中的生产率，推动资本替代原本分配给离岸产出的部分任务，导致这些任务回归国内生产，从而减少企业的离岸生产。二是“离岸效应”。在任务集合的广延边际上，智能制造提升企业离岸生产的能力，推动离岸产出替代原本分配给国内劳动力的部分任务，导致这些任务离岸生产。三是“生产率效应”。在任务集合的集约边际上，智能制造降低企业生产单位成本，提高企业整体产出，从而间接增加企业的离岸生产。在实证研究中，本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库，分别就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劳动力需求、技能相对需求以及离岸生产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展开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中，本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应用智能制造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进一步考虑由变量测度偏误、双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偏误等情形导致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智能制造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直接影响机制中，智能制造的“创造效应”主导了“替代效应”，智能制造还通过“生产率效应”这一间接影响机制提高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资本密集度较低、所在地区人力资源供应条件较差和最低工资较低的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智能制造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企业的超额雇员率，表明当前企业引入智能制造很可能导致企业的实际雇员数超出其生产所需的要素最优配置。第二，在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中，本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提升了其技能相对需求，而在针对平行趋势假设、无预期效应假设、异质性处理效应、内生性问题、变量测度敏感性、样本选择敏感性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检验后，这种因果关系仍然是稳健可信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企业生产任务集合的广延边际上，智能制造通过“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提高企业对技能的相对需求；而在集约边际上，智能制造通过“资本深化效应”提高企业技能相对需求。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非国有企业、非专利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技能需求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实施智能制造的中国国有企业可能承受着来自地方政府保护就业的刚性约束，致使其劳动力雇佣结构僵化，无法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观测到智能制造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以及智能制造对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正向影响。第三，在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中，本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对其离岸生产存在显著且持久的积极影响。这一核心发现在本文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变得更为可信。然而，智能制造的影响在各处理队列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与企业资本密集度密切相关。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同时对企业离岸生产存在着回流的拉力和离岸的推力，对中国的企业而言，智能制造的“回流效应”很可能强于“离岸效应”，但与此同时智能制造的“生产率效应”非常强大以至于在总体结果上掩盖了“回流效应”的存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制造的积极效应在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基于企业离岸东道国的不同维度研究发现，智能制造既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生产型子公司布局，也同时增加了在发达国家的布局，表明智能制造正在激励企业更努力地在全球寻求成本控制和技术升级。此外，智能制造还显著增加了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生产型子公司布局。基于企业广义离岸活动的不同维度研究发现，智能制造对中国企业海外贸易型子公司的部署同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侧面证明了智能制造的“生产率效应”的强大。然而，智能制造却导致了企业海外研发型子公司的回流，这可能与智能制造企业全新的研发环境密切相关，即智能制造的虚拟研发载体很可能削弱了地理分散的实体研发的必要性。
8.2 研究启示基于本研究揭示的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本部分从政府治理与企业实践双重维度提炼政策启示。本研究的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智能制造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技能相对需求以及离岸生产均存在着复杂影响。具体而言，智能制造在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导致了企业的超额雇佣现象，在提升企业技能相对需求的背后还隐藏着国有企业劳动力结构僵化现象，在促进企业离岸生产与贸易的同时还引发了企业离岸研发的逆势回流。智能制造的复杂效应亟需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突破传统单向思维，构建动态适配的治理体系。政府应着力构建“技术-劳动力-供应链”三位一体协同治理框架，以化解智能制造转型中的系统性矛盾。第一，政府需关注智能制造的创造效应与生产率效应虽然显著扩大就业规模但诱发企业超额雇佣的现实，在鼓励向智能制造转型的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的同时降低企业转型的风险与储备人才的成本，避免企业超额雇佣进一步转化为持续性负担。例如，实施“智能制造转型稳岗扩岗”专项补贴与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转型期人才储备成本；搭建“政府-企业-学校”协同的智能制造人才蓄水池，将智能制造人才储备和培训成本部分社会化来减轻企业负担；建立智能制造人才需求预警与共享机制，满足中小型企业转型期人才需求。第二，政府需关注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国有企业劳动力结构僵化的现实，在助力企业靠近技能劳动力的同时释放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就业负担。例如，设立“国有企业智能制造转型人员安置与技能提升”专项基金，引导国有企业释放人员编制空间并优化技能结构；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用工机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对智能制造人才实行“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管理模式；同步改革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将“智能化就业弹性指数”纳入国企评价和考核标准，打破地方政府对国企用工规模的刚性约束。第三，政府需关注智能制造转型企业的离岸生产稳步扩张与离岸研发逆势回流并存的现实，在引导智能制造企业生产“走出去”的同时支撑企业研发“引回来”。例如，鼓励企业构建“中国研发总部+全球生产网络”的全球化布局，助力智能制造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成长；设立“全球供应链韧性建设”专项贷款，降低智能制造企业离岸生产布局的“断链”风险；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通道，解决智能制造企业研发中心回流后可能面临的数据跨境流动瓶颈，助力企业高效利用全球数据资源开展研发。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首先应坚持一条重中之重的根本原则—基于自身发展现状向智能制造梯度式转型，在数字化制造、网络化制造能力成熟的基础上再向智能化制造转型探索。其次，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为计划或正在向智能制造转型的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以下三点治理启示。第一，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应秉持“精准投资、敏捷组织、人才赋能”的管理思维，在扩大雇佣规模的同时，进行精细化管理，避免人力资源的错配与冗余。
8.3 研究展望本文围绕智能制造内含的多重方向技术变革建模智能制造，并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在岸与离岸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详尽探讨。然而，囿于研究者学科视野和研究能力的主观局限以及数据可得性和颗粒度的客观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待改善的空间，这也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略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