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学论文，本文通过关于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参考过往文献选取相关合适的研究变量。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合法性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等理论基础，分析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影响、内在发生机制以及调节机制等。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过去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了资源高耗性、高污染的企业，以牺牲环境质量来换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罗党论2016）[1]，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的这种生产模式亟需得到治理。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就首次提出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等政策，明确了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并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和转型减少污染，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在社会层面上，随着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绿色消费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市场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促使企业不得不重视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以满足消费者的环保需求。
在双碳的大背景下这对于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ESG理念的提出，企业更加重视其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维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重污染企业来说，在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下，重污染企业在国内面临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监管压力。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这种政策压力下，必须积极寻求绿色转型路径，以应对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在绿色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更多企业在开展绿色生产制造活动和实施节能减排以外，开始进行环保绿色投资。绿色投资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需要进行绿色转型的企业，有效避免自主绿色技术创新的周期长和机会成本高昂等缺点。绿色并购是一种有效的实现资源重组整合的重要方式。作为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并购战略成为了很多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因此备受青睐。绿色并购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获取绿色技术、经验、设备以及人才等，还可以有效避免研发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周期长等缺点。通过绿色并购可以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梳理企业良好的绿色正面形象。
1.2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研究内容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中国上市公司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考虑数据完整性，时间跨度确定为2010-2021年。首先，讨论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深究内部传导机制。其次，分析市场竞争程度、CEO的绿色背景、地区环境规制在传导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并且依据重污染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属地域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差异，为我国推进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以及为高耗能企业完成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研究的国内时代背景、研究理论和实践意义等。其次，对研究内容进行概括并对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总结，然后通过绘制技术路线图汇总研究框架。最后，对本文潜在创新点进行解释说明，比较此次研究与过往研究的区别之处。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涵盖了资源基础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合法性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等。其次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按照绿色并购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CEO特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等方面分类进行文献的述评，展示现有研究现状和发展程度。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基于第二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部分，分析国内重污染性企业完成绿色并购后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首先，研究重污染企业在发生绿色并购行为后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否存在显著作用。其次，研究中间影响的传递机制，并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最后基于企业内外部信息及资源动态视角，研究重污染企业在完成绿色并购后，环境规制、CEO绿色背景、市场竞争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机制。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根据相关领域文献确定各个变量的选取并对核心变量进行定义解释，确定数据筛选范围。本文主要利用文本分析对数据进行关键词提取。最后，将各个变量结合假设研究建立基准模型回归。
第五章为实证结果分析。本章主体是重污染企业在完成绿色并购后对其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分析。接着，建立多元性回归模型进行基本回归，对主假设进行检验；其次，对加入基准回归模型的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对相关假设进行推理验证。最后，将基于企业内外部视角的三个调节变量加入模型，探究CEO绿色背景、公众环境关注度、市场竞争程度在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此外，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办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减少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来进行内生性检验。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指的是企业运用、整合自身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的无形资产、有形资产等与其核心竞争力相关的要素。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增强市场地位。资源基础理论基于企业拥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假设。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企业独特的能力，且这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和难以复制，因此它们成为了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有形资源包括物质资产、设备、资金等，而无形资源则涵盖技术、品牌、管理知识、企业文化等方面。这些资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企业的生产运营和市场竞争。
因此，企业可以利用资源基础理论来识别和发展其核心竞争力，制定相关的战略计划。再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源自其独特的资源特性。企业要获取这些独特资源，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基于自身的资源基础持续创新，开发出新的企业资源优势。这可以通过组织学习、知识管理和建立外部网络等途径实现。组织学习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和能力，促进个人知识和能力向组织知识和能力的转化。知识管理则关注知识的微观活动过程，通过有效地吸收、加工和传递知识，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二是通过吸纳外部的独特资源，来弥补自身的资源不足，例如进行对外投资。通过建立外部网络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知识联盟，学习优势企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当企业能够汇聚大量的物质、人力、品牌及声誉等资源时，它便能构建起强大的资源防护墙[2]。每个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最终都会转化为企业独特的比较优势，最后形成企业长期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3]。
2.2文献综述
2.2.1绿色并购
企业并购有很多种形式和内容，以及并购目的等。我国学者胥朝阳和周超(2013)[8]是最早进行本土化绿色并购定义，可将基于绿色竞争优势获取或拓展的兼并、购买、合并等经济活动称为绿色并购。本文对绿色并购的概念界定,参考潘爱玲等人(2019)[9]的研究。所谓绿色并购是指将绿色原则融入企业并购战略规划之中，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并购活动。相相较于周期长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环保项目投资，绿色并购为主并购企业提供了一种快速获取目标企业所持有的清洁资源或先进环保技术的途径，彰显了其在时间效率上的明显优势。面对公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及其带来的广泛关注，企业为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的多方连锁效应更倾向于优先考虑采取绿色并购策略。
国内外对绿色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绿色并购的前因和动机。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影响绿色并购的因素上，如环境法规、媒体压力、官员变动、组织绩效和高管特征。潘爱玲（2024）[10]发现媒体给予的压力越大，那些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并购来转移媒体关注度，增加正面反馈。中小投资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会增强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和声誉影响，进而促使管理层提升环保意识，推动企业特别是重污染型企业采取绿色并购策略。邱金龙（2021）[11]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黄维娜和袁天荣(2020)[12]提出企业绿色并购决策主要是受到我国环保规制和绿色产业政策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表示公共环境关注度越高越能够推动重污染企业完成绿色转型。综合分析来看，绿色并购的动因研究集中于政府政策驱动、市场环境驱动、道德准则驱动等。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5
3.1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15
3.2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一：环境信息披露......16
第四章研究设计........................22
4.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22
4.2变量说明..............................................23
第五章实证结果分析......................27
5.1描述性统计分析.......................27
5.2相关性分析...........................27
第五章实证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数据可得性，对2010-2021年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数据进行整理并剔除异常值，一共收集到了1958条样本数据。如下表5-1所示，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绿色并购（green）的均值在0.435，接近一半的重污染企业从事过绿色并购行为。这充分表明市场上的重污染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从事绿色并购战略，市场并购活跃且热衷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绿色技术创新（ginv）的均值为0.740，说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稳步提升。企业性质（soe）均值在0.345，说明在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中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占比较低。在中介变量方面，融资约束（fc）均值为0.389，环境信息披露质量（enviro）均值为2.508。在调节变量方面，市场竞争程度（hf）的均值为0.154，高管认知（ggrz）均值为6.357，环境规制（policy）均值为0.0030。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最大值为26.16，最小值为20.35，均值为22.72。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69，净资产收益率（roe）均值为0.078，企业成长性（growth）最小值为负值，充分说明重污染企业迫切需要完成转型。
第六章研究结论及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关于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参考过往文献选取相关合适的研究变量。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合法性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等理论基础，分析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影响、内在发生机制以及调节机制等。本文选取了2010-2021年我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并购公告，通过文本分析法判断其是否属于绿色并购事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对于其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然后，本文将企业内部信息动态资源——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外部动态资源——融资约束加入基础模型中，探究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接着，将企业内部因素中CEO绿色经历和外部因素中市场竞争程度和环境规制加入调节模型，分别验证三个调节变量对于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由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两种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因此，本文依据主并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进行分类，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何不同。同时，考虑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以及营商环境、人才支持等不同，划分子样本进行地区性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分析。然后为了减少误差和干扰项，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和估计。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1）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行为确实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企业在完成绿色并购后其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会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其发明专利类突破式创新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重污染型企业在市场监督和媒体监督下进行绿色并购行为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弄虚作假，打着“绿色转型”的幌子骗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相对于自身研发绿色创新技术完成转型，绿色并购可以快速帮助企业获得急需的绿色动态资源，如绿色技术、绿色工艺、知识和经验储备等，实现主并重污染企业和标的企业之间的资源跨区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缩短了流程时间，降低了企业独自研发风险和沉没成本。
（2）重污染企业在完成绿色并购后通过降低企业外部的融资约束加大研发投入，和积极主动披露企业内部的环境信息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完成绿色并购后证明企业的合法性，降低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获得更多的绿色信贷资金降低了外部的融资约束，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此外，企业过去不合规且高污染的工艺程序在转型成功后会积极推进环境信息披露，赢得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并受到监督。因此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和投入，以更加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