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管理学论文，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外部盈利压力与ESG表现领域的文献，厘清现有研究脉络与理论缺口，为理论框架构建奠定基础。其次，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解析外部盈利压力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在此关系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假设。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我国已进入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既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也将作为未来长期发展的战略主题持续深化推进。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单元，企业能否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对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企业层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构建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提出的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投资理念通过系统性评估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实践及公司治理效能，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投资决策框架和企业绩效评估体系。该理念所倡导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责任型企业形象塑造及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深度契合[1]，其不仅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化路径，同时满足了投资者对责任投资的期待。近年来，中国企业对ESG的关注度急剧上升，ESG实践已成为中国商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也通过多重政策工具推动ESG实践发展，鉴于ESG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其逐步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焦点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FI）于1992年提出建立ESG评价体系，倡导金融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2]。更优的ESG表现表明企业能够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纳入战略决策框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企业ESG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企业ESG表现带来的后果层面，研究显示更高的ESG表现水平可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3]、优化经营绩效[4]并促进企业价值增长[5]。尽管从组织长期价值建构与多元利益相关方诉求的视角审视，强化ESG表现能够带来正向的市场反馈，然而考虑到ESG实践需配置资源于非核心业务领域，在资源禀赋约束与短期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双重规制下，企业往往缺乏参与ESG实践的战略驱动力。
1.2研究问题
在当前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ESG理念作为融合环境、社会与治理维度的综合性框架，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其正日益成为投资者评估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依据和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引。ESG是一套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性评估体系，推动着经营理念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兼顾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根本转变，其既体现为注重长期价值创造的战略投资导向，也表现为系统化且具有实践性的治理框架[18]。然而当企业面临外部盈利压力时，出于利益的考虑，企业可能会做出对盈利产生积极影响的短期决策，换句话说，当面临最大化即时回报和实现长期增长之间的权衡时，公司高管可能会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19]。当前，企业外部盈利压力与ESG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尤其是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计划对以下研究问题展开探讨：
（1）探讨中国上市企业面临的外部盈利压力是否会影响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地，这种影响所带来的ESG表现的变化是否由ESG某一特定维度主导?
（2）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不同，会如何影响外部盈利压力和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
（3）内部控制会如何调节外部盈利压力和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展开对外部盈利压力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同时，引入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从非正式监督视角与正式监督视角研究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对这种关系的影响。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外部盈利压力
2.1.1外部盈利压力的概念
外部盈利压力（earnings pressure）源于两个条件的共同作用：（1）分析师和管理层的盈利预期之间的分歧；（2）对公司未能达成盈利预测共识的实际和感知的巨大市场惩罚。证券分析师是受雇于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专家，他们发布研究报告，反映他们对公司行业、战略和管理质量的理解，以及某段时间具体的股票建议和收益预测[16]。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管理行为不完全可观察性和潜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外部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与企业管理层三方主体间的复杂动态博弈过程诱发了盈利压力。有大量证据表明，分析师的预测和建议存在乐观偏见[20,21]。这种乐观偏见与利益冲突有关，例如与承保公司保持承保关系的动机[22]或为雇主经纪公司产生销售和交易佣金[23]。Hong和Kubik[24]发现，在控制相对预测精度的情况下，乐观倾向较大的分析师的职业发展更优越。其次，在职业发展约束与声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证券分析师的从众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其预测的乐观倾向。经验不足的分析师若发布与市场共识不同的预测，将面临更高的职业风险[22]。因此，分析师倾向于出具与同业前期预测相近的盈利预期，即便该预期与其掌握的信息或专业判断存在差异[25]。上述乐观偏差与从众效应的叠加客观上加大了管理层面临的盈利压力[9]。因此，尽管分析师提供了信息丰富的个人预测，但总的来说，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分析师的乐观预测偏见，管理层虽然可能会利用公开指引压低分析师的预测，从而使实际业绩更容易达到或超越预期，但提供指引不仅需要耗费管理层精力，还会对公司信誉造成风险，因此企业往往采取“少承诺多兑现”策略[26]，这也是基金经理普遍对公司盈利压力感到担忧的主要原因[16]。而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团队为更高效地达成组织绩效目标并引发正向市场反馈与组织内部评价，倾向于设定保守型内部绩效指标[27]。经营层对绩效的审慎性预测与分析师群体对企业价值的过度乐观估计，导致二者间产生显著的预测偏差。资本市场对未达成市场盈利预期共识的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股价下行压力及实际负面冲击，未能实现分析师盈利预测更是已成为CEO更替的关键预警信号[28]。剧烈的市场反应及管理层收入与职业前景受损的双重压力，强化了管理层实现分析师盈利预期的强烈动机，盈利压力由此产生。
2.2 ESG表现
2.2.1 ESG表现的概念
ESG理念的界定可追溯至2004年1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WhoCares Wins》报告，该术语由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三个英文词汇的首字母构成，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企业及投资者将环境绩效、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纳入决策框架，这一理念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具有理论渊源[50]。然而，ESG框架虽衍生于CSR理论体系，但二者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CSR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规范与公益慈善属性，其核心逻辑在于“行善利他”（Doing Good），主要强调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单向责任承担，与公司治理架构、战略规划及风险管理等维度缺乏系统性关联。相较而言，ESG理念遵循“义利共生”（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价值主张，要求企业兼顾股东价值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系统评估经营活动对环境与社会的外部性影响，并将治理效能、企业战略及风险管控等要素整合进综合评价体系。由此可见，ESG理念不仅实现了对CSR理论的升级与内涵拓展，更是对企业经营中经济理性与伦理责任二元对立的调和方案。
作为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重大战略部署高度协同的核心概念框架，ESG不仅构成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体系，更被视为上市公司的非财务绩效核心披露内容，对金融机构、投资主体等利益相关方的资本配置决策产生系统性影响。相较于传统财务绩效导向的投资决策框架，ESG将企业在环境可持续性、社会责任履行和治理效能提升三个维度的表现作为投资评估基准，成为衡量企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度的关键指标[51]。ESG表现的核心维度界定如下：环境（Environment）方面聚焦企业运营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废物排放、能源消耗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行为；社会责任（Social）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和社会等的责任，不能把追求企业利益作为唯一目标。
第三章研究理论与假设..........................16
3.1理论基础.................................16
3.1.1利益相关者理论.........................16
3.1.2委托代理理论.........................17
第四章研究设计...........................25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25
4.2变量测量..............................26
第五章实证分析................................29
5.1描述性分析...................................29
5.2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30
第五章实证分析
5.1描述性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各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进行初步考察，表5-1列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与最大值。企业ESG表现平均数为4.293，标准差为0.991，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表明企业ESG表现处于中等水平，这与我国ESG践行制度尚未形成强制性规范有一定关联。分项层面中，其中环境保护层面均值为2.053，明显低于社会责任层面（均值为4.616）和公司治理层面（均值为5.507）的表现。外部盈利压力最大值为2.035，最小值为-2.250，平均数为0.471，标准差为0.626，表明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着外部盈利压力。此外，媒体关注度的范围在0.693到6.663，样本均值为4.455，标准差为1.067，说明样本企业整体受到的媒体关注度较高，由于经过取对数的标准化处理，因而未呈现显著差异；内部控制质量的最大值为8.840，均值为6.587，表明样本企业整体内部控制质量较好。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ESG表现是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和进行优质治理的核心表征，作为现代企业的重要考量因素，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ESG表现不仅深刻影响企业长期价值创造与市场竞争力，在品牌形象塑造和投资决策引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更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价值共享的重要战略手段。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他们设置的外部经营期望高于企业实际表现时，外部盈利压力由此产生，通过研究外部盈利压力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企业对ESG活动的实际看法以及当前阻碍ESG理念与活动投入的因素，此外，如何协同利用内外部监督资源提高ESG表现也是迫切需要探究的重要话题。基于此，首先，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外部盈利压力与ESG表现领域的文献，厘清现有研究脉络与理论缺口，为理论框架构建奠定基础。其次，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解析外部盈利压力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在此关系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假设。再次，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后，本文依据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外部盈利压力的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
（1）外部盈利压力显著负向影响企业ESG表现。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说明企业承受的外部盈利压力越大，企业的ESG表现越差，且这种影响在ESG表现每个细分维度上均成立。这可能是因为，股票市场以净利润等短期盈利为主的监管容易诱导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对短期盈利的过分关注，处于外部盈利压力下企业高管的投资决策容易出现“短视”化，企业高管会压缩短期难以转化为盈利表现的ESG实践。在环境维度，企业为应对盈利压力可能选择铤而走险，减少环境支出，以降低环境成本对短期利润的冲击；在社会责任维度，社会责任支出直接计入损益表，可能被管理层视为短期成本负担，加之A股市场投资者对短期利润容忍度低，企业倾向于压缩社会责任支出以满足盈利目标；
（2）媒体关注削弱外部盈利压力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首先，媒体作为信息桥梁，提升企业行为透明度，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加重的外部盈利压力，减少因短期盈利目标挤占ESG资源，促使市场更关注长期价值；其次，媒体通过“激励-约束”双重角色影响企业决策，正面报道推动企业维护声誉，负面报道则揭露短视行为，增加管理层采取短期策略的风险成本；最后，媒体强化外部监督效力，吸引公众与行政机构介入，约束高管自利行为，同时降低企业宣传成本并吸引外部资源，为ESG投入提供支持。三者协同作用，缓解盈利压力对ESG的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