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传统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入境旅游的一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绝对距离、地理与文化上的差异性(共同性)、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区,以及国家之间是否免签证等。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解释变量具有明确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绝对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基础上,我们考察了入境旅游对几个主要变量的扰动所形成的响应路径。
[关键词]引力模型;吸引力;面板数据
一、关于引力模型的文献综述
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贸易领域的是丁伯根(Tingbergen,1962)[1]和波哈伦(Poyhonen,1963)[2]。贸易引力模型主要指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单项贸易流量与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后来,引力模型还运用到了移民、外国直接投资等实证研究当中。为了更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许多学者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将引力模型进行扩展,例如,林莱曼(Linneman,1996)[3]引入了人口变量,利默(Leamer,1974)[4]引入了人均收入,伯格斯特兰(Bergerstrand,1985,1999)[5,6]引入了汇率以及贸易国是否属于同一个经济组织,盛斌(2004)[7]引入了贸易国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魏松(Wei,1996)[8]把贸易国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引入到了模型中。除了分析贸易总量流动外,英莫拉达(Inmaculada,2003)[9]和谷克鉴(1996)[10]用它来分析行业内的贸易流量。到现在为止,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因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依据它得出的研究结论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20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重新掀起了引力模型理论研究的高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安德森(Anderson, 1979)[11]、赫尔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12]以及温库伯(Wincoop,2003)[13]。不过,所有的观点都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见表1)。旅游学界对旅游地吸引力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出发,该模型由克朗普(Crimp,1966)[14]提出①,主要变量包括目的地资源、接待能力、客源国与目的地国家之间的距离等,国内有学者(保继刚,1988)[15]曾用该模型对旅游地的接待人数作过预测。它与贸易引力模型有一定的差别。近几年,国内学者在应用引力模型进行行业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缺少有深度的对理论方面的探讨(骆许佩,2003)[16]。本文的研究也主要放在实证方面。国际入境旅游本质上相当于国际贸易,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由于它更接近于经济的一般形式,我们认为贸易引力模型可能比旅游地吸引力模型更能说明问题。
二、模型最基本的贸易
引力模型是由伯格斯特兰(Bergstrand,1989)[6]提出来的,其表现形式如下:Mij=α0Yα1iYα2jDα3ijAα4ij 其中,Mij为某一时期i国家(地区)从j国的进口额;Yi为进口国的GDP;Yj为出口国的GDP;Dij为两国间的距离;Aij为其他促进或阻碍两国之间贸易流动的因素。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经过扩展后的模型,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入境旅游的研究中。入境旅游的引力模型可以表达为:Mij=α0Yα1iDα2ijBα3ijCα4ijPα5ijRα6ijε 其中,Mij为中国接待的旅游人数;Yi为中国的GDP;Dij为两国间的距离;Bij为两国是否具有共同的边界;Cij反映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性;Pij为两国之间是否具有免签证的协议或者一国给客源地国家是否有免签证;Rij为两国是否同属于一个共同的贸易集团;ε是随机扰动项。对于被解释变量Mij,一般有两种设定方式,一种方式是采用不同客源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消费数量,另一种方式是采用中国接待的不同客源国入境旅游的人数。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了第二种设定,因为第一种数据无法获得,同时第二种设定更能反映真实情况;对于Dij,我们采用的是绝对距离,因为,绝对距离可能更贴近旅游的真实情况;对于Bij、Cij、Pij和Rij这3个变量,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在不同的模型中,可能情况不一样。其中,Bij、Pij和Rij是虚拟变量,对于Bij,如果两个国家相邻,值取1,否则为0;对于Pij,如果中国对该国实行旅游签证,取值1,否则取值0;对于Rij,如果属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值1,否则为0。关于Cij,我们将客源国按照与中国地理和文化的接近程度分成6个不同的国家(地区)组,分别是中国香港特区组(包括香港、澳门),日本组(日本和韩国),东盟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中亚转型国家组(俄罗斯),美国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组(德国、法国和英国),我们根据这个标准,对不同的组以及不同的国家赋予不同的数值,6个组的赋值从高到低分别为6、5、4、3、2、1。对于Yi和Yj,我们采用了名义GDP,有些人建议采用人均GDP,这样可以将人口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我们没有采用人均GDP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旅游本身的特点,因为客源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更多地考虑的是该地区总体的发展水平以及旅游资源的丰裕度和独特性;在计算不同国家GDP和距离时,我们计算了两个变量的不同权数①。在确定权重时,我们采用了变异系数赋权的方法,我们最后计算出来的GDP和距离的权重分别是-ω1=0•75和-ω2=0•22。关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标准化值,我们在表2中列举出来。
三、样本、数据和方法
客源国入境旅游的人数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6、2001和2004;GDP数据来自中国国际经济统计年鉴2004;距离计算器来自网站www•indo.com中的距离计算器,可以利用google和百度搜索软件在网站搜索得到。其他解释变量主要是虚拟变量,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设定。我们将各国的GDP和距离通过标准化计算后,然后再利用它们进行回归。该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对于面板数据分析,通常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都考虑了不同客源国之间其他因素的差异,它们的差别就在于随机效应模型假定不同客源国之间的其他因素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而固定效应模型假定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固定不变的;混合模型不考虑客源国之间其他因素的差异。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图1展现了入境旅游人数对GDP的一个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解释图3
入境人数对地理文化接近性新息冲击的响应图4
入境人数对免签证新息冲击的响应 变量对GDP一个新息冲击有一个明显的一期时滞,随后,被解释变量形成对GDP呈现持续的正向响应。这一响应一直持续到第10期,才完全消失。在这里,GDP似乎成为了引导入境人数的一个信号,其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因此,经济持续发展,每一期都可以形成新的信号冲击,在旧的响应没有消失之前,又会出现新的响应,这样可以在总体上抵消初期的时滞,形成一个滚动增长的效应。图2展现了入境旅游人数对距离的一个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之于GDP,距离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时限要短;期初,被解释变量对距离的变化有一个微调,然后,一直持续到第6期。在第6期之后,对距离的响应完全消失,甚至距离还能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虽然两国之间的绝对距离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相对距离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方式有3种:一是使用更先进的交通技术,客观上缩短两地之间的旅行时间;二是降低两地之间的交通成本;三是从文化或心理上缩短两地相对距离。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对于指导我们在现实中如何获得客源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理文化变量的冲击产生的影响与原来的回归结果相一致,其影响表现得很小,入境人数对这个变量的响应起初有一个向下的调整,然后持续为正;签证的影响非常迅速,市场立即做出反应,但随后出现一个大的调整,然后恢复到初始的平衡面上来。
六、模型设定缺陷以及后续研究本模型
最大的缺陷是解释变量的旅游色彩不够突出,没找到能很好体现客源国与目的地国之间资源差异性的变量;模型也没有体现目的地接待能力的变量。从这个角度看,该模型可以更好地运用在国内区域旅游的研究中,因为区域之间的资源差异可以通过A级风景区的数量来构建指标①,同时区域之间的接待能力也可以通过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城市设施)、饭店和旅行社的数量来构建指数变量。另一个缺陷是模型设定中解释变量对吸引力的解释相对笼统,比如说,地理与文化上的差异性无法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始终不能说明区域之间究竟是文化上的差异吸引旅游者,还是相同性吸引旅游者。共同贸易区的变量能够显著影响游客人数,但这种贸易区主要通过吸引商务旅游者还是间接导致其他旅游者的增加,我们都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七、结论
尽管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上述缺陷,但是仍然反映了一些客观真实的问题。首先,它证明了区域旅游中距离的重要性,也说明为什么一个旅游目的地最大客源市场通常是其周边区域,它似乎告诫我们在市场定位时不能违背“舍近求远”的简单法则;其次,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尽管它没有凸现旅游本身的特色,但它可以带动旅游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一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其他变量更多具有旅游本身的特性,对客源国的入境人数具有显著的影响。尽管每一个因素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它们综合起来的效果仍然不容忽视,这恐怕也说明了旅游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量;单独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也难以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一点突出了旅游发展中和谐与均衡的重要性。从入境旅游人数对解释变量的冲击响应来看,我们更应该注重宏观经济的控制,以及在策略上要尽可能消除客源国与目的地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两者从长远来看,对入境旅游的人数影响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其他变量的冲击虽然有影响,但影响相对要小,时间也要短得多。
[参 考 文 献]
[ 1 ] Tingergen J.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an analysis ofworld tradeflows[M]. New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 2 ] Poyhonen P. Atentative model of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J].Economics and FinanceArchive, 1963, 90 (1), 35-35.
[ 3 ] LinnemannH.An econometric studyin international tradeflows[M].Amsterdam: Elsevier, 1966,324-331.
[ 4 ] Leamer A.Determinantsof bilateral trade: doesgravitywork in a neo-classical world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 110:281-312.
[ 5 ] Bergstrand H. 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me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 474-481.
[ 6 ] Bergstrand H. The generalized gravity equation, monopolisticcompetition and 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 64-72.
[ 7 ] 盛斌.中国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2).
[ 8 ] Wei S.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China reached itspotential? [J].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5, 43-54.
[ 9 ] Inmaculada. Factor movements on gravity model [J].Journal ofEconomic Geography, 1983, 56-64.
[10] 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J].世界经济, 2001,(2).
[11] Anderson J.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69 (1), 45-58.
[12] Helpman E, Krugman P.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Cambridge MA: MITPress, 1985,131-
[13] Wincoop.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 170-192.
[14] Crimp J.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destination: a gravityapproach [J].Journal ofGeographical Economics, 1983, 56-64.
[15] 保继刚.引力模型在游客预测中的运用[A].旅游开发研究———原理•方法•实践[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16] 骆许蓓.论双边贸易研究中重力模型的距离因素[J].世界经济论坛,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