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思想的批判史。而思想的自我批判,一般又分科学的批判和哲学的批判两个层次。科学的批判是思想对自己的思想内容的批判,主要指在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研究的主体总是把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揭露已有的科学成果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科学成果自身内在的矛盾,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哲学的批判是思想对自己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的批判,主要反思隐匿在理论中的前提及其合理性;科学成果中蕴含着怎样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思想进行解释和评价的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等等。科学思想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所实现的是对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实现的科学“范式”的转换,是科学发现中最根本的创新。这种指向思想的逻辑前提、逻辑基础的反思,属于对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即哲学层面的思想自我反思。不仅改变了批判思想的内容,而且变革了思想之所以为思想的根据。[1]本文主要立足哲学视域考察古典管理理论,侧重前提和方法的批判,但为了完整全面的揭示古典管理理论的缺失,同时对古典管理理论的思想内容进行批判,即“科学层面的批判”。在进行科学与哲学批判之前,有必要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结构作扼要的绪述。
一、古典管理理论述
要以泰罗制为主干的古典管理理论,孜孜于用科学代替经验,理性放逐随意,不仅使与人类一样古老的管理活动,第一次以科学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开整个现代管理学之滥觞,凝定着后世理论发展的智慧基核,虽然不可避免的带有一门科学草创阶段的粗疏。在百年管理思想发展流变中,相对后继的管理理论和流派,古典管理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第一,效率主义是古典管理最强劲的主旋律。管理学诞生之初,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现实,就是通过寻找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全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社会必要劳动量。无论是泰罗及其追随者,还是法约尔和韦伯,尽管理论视野各有侧重,学术观点也有所差歧,但他们皆视科学管理为追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和手段。泰罗对效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现场作业的标准化和科学化而展开的。泰罗给管理下过一个不甚严密的定义:“确切了解你希望工人干些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完成它”[2]。“泰罗制”中无论是抽象的管理原则、理论还是具体的管理方法、技术,都是直指效率这一核心。作为科学管理法的核心理论板块,任务管理制主要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内容的。时间———动作研究最能体现泰罗科学管理的精髓。通过观察和试验,泰罗把效率最高的“第一流工人”的动作作为样板,剔除错误的、无效的和慢的动作,同时,将作业工具、作业环境标准化、完善化。在这个基础上,确立“第一流工人”的效率作为作业中推广的标杆。不以操作时间的平均值而取最高值为基准,这是泰罗制的科学性所在。因为以平均时间为基准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的目标,实现不了科学管理的初衷。由于泰罗制注重以科学的方法把工人培养成能发挥最高劳动效率的“第一流工人”。这样,效率的提高,就绝不是增加劳动强度,而是受惠于科学管理的结果。而工人愿意按标准化操作的动力,则由激励工资制所提供。泰罗提出,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了定额,就按“高”工资率付酬,反之,就按“低”工资率付酬,以此来督促和鼓励工人完成和超额完成定额。既然“任务管理制”反对工人凭自己感觉和经验操作,要求按科学方法执行,那么必须设立一个部门,来执行发展作业科学研究的职能;训练、传授工人新的科学方法的职能;保证标准工作条件的职能;以及统筹上述各种工作的计划职能。为此,泰罗提出要成立计划部,这实质是在操作和管理分工的基础上对管理的再分工。由此标志着管理终于从作业中完全分离、独立出来,奠定了“管理科学化”的基础。古典管理时代的另一个巨擘,法国的管理学家法约尔,虽然其管理论着眼于整个企业,重点是研究管理过程中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的职能,但目标仍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为目的。法约尔根据自己多年在企业高层管理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条管理原则。其中直接涉及效率问题的就有分工、集中、等级制度等原则。并且从“办公桌前走出来”的法约尔,更多地是考虑组织的形式结构对效率的影响。他认为,组织的外部形态,也即组织的外在结构形态,是由组织人员的数目决定的。组织的层级和管理幅度之间必须保持合适的比例,处理好组织幅度和相对权限,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同时,他还指出,组织效率虽与组织规模有关,但却并不取决于外部的规模形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织的内在因素,即取决于组织内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和创造性。韦伯的管理理论,虽然切入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完全迥异于泰罗和法约尔,但同样把提高组织效率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韦伯从组织的基础权力入手思考组织问题,他提出为社会所接受的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三种权力中,传统权力支撑的组织效率最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其管理单纯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超凡权力则过于非理性和反理性,依据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神启。他认为只有法定权力,即理性———法律权力才能作为理想组织的基础。对此,韦伯用近乎武断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所有经验无一例外地显示出,只有行政组织中纯粹的官僚主义样式———即官僚机制的独裁变种———才有可能达到最高效率,而且也是根据我们所知能够严格控制人们的最为合理的形式。在精确性、稳定性、严格的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它比任何其它形式都要优越。因此,使得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同组织有关的人能够对其结果作出十分准确的估计。归根到底,这种组织在效率活动范围上比较优越,而且能够正式地应用于各种行政管理任务。”[3]第二,古典管理理论具有浓郁的经验论、技术论的色彩。古典管理理论乃至整个管理学,就其理论源泉来说,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其他学科的渗透,吸取思想资源;另一条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很显然,古典管理理论的形成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其开创者们属于打“江山”的一代,大多出身于厂矿企业,对管理的理解或者来源于基层亲身实践,或者来源于长期管理具体组织的体验。前者如泰罗,从最底层的学徒起家,一层一级,历时三十年之久,最后悟道而成“泰罗制”。泰罗关于科学管理法的主干工程,基本上都能找到实践的“原型”。其核心理论———标准化研究,由搬运生铁、铲铁以及金属切削等一系列实验组成。后者如法约尔,更注重“共同经验”的概括。长期高层管理的背景,使他的管理论视点相对比较高,一开始就是以整个公司为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加上他进行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管理教育,因此,其管理论概括性较强,也非常富有原则性。但是,他的理论形成途径仍然是以实际成功的经验为基础的。无论是研究不同企业规模对管理能力要求而形成的“法约尔法则”,还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十四条管理原则;也无论是他关于组织形态的经验之谈,还是关于参谋职能的精辟论述,都是根据经验或进行试验总结出来的[4]。泰罗和法约尔对管理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经验总结法和不完全归纳法,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局部地观照管理或者将组织作为一个机构看待有关。恰如我国管理学者杨砾对古典管理理论研究后所指出的,“这些早期工作大致涉及操作效率研究、组织理论研究、管理经验研究和管理技术研究,但主要涉及前两个层次。管理经验研究方面仅限于经验总结,除了操作效率研究中的科学实验之外,很少有针对其他组织现象或管理问题的科学观察和分析”[5]。
二、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批判
第一,客体至上的偏颇。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研究,以及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到人,也是抽剥了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观照和对待。“通过动作研究,人的行动被从人身上剥离,并使之成为抽象的东西。企业中的科学,使工人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而且从他们的工作中抽掉了一切思想。”[6]所以,马奇和西蒙认为,古典管理理论是基于机械模式的管理论,其理由是古典管理论把工人当作被动的机械工具看待,工人只具有进行作业、接受命令的能力,但对他人不产生重要影响。阿吉里斯也认为,专业化分工的假设,把人看作工具,重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是人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这时候,组织内的文化环境就会带上明显的拜物教特征[7]。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是一位典型的具有“宗教热情”的理性主义者。他的功绩在于“理性”,初步确立了一门学科的尊严,诚如他自己所说,科学管理“这整个制度是建立在对单位工时的精确和科学的研究上”[8]。而他的缺憾在于“主义”,即将科学理性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对人的忽视,虽然很多时候不是主观自觉的。他围绕提高操作效率的一系列研究中,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而存在,是利益至上而不是融物质、社会、心理等多重动机于一身的主体,因而是一种“客体性”的主体。法约尔把大企业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普遍适用的“一般管理”,尽管其理论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和原则性,但他的管理论仍没有挣脱客体至上论的樊篱。他是组织理论研究的始作俑者,但他的组织作为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是被置于管理技术层面上看待的,注重的是组织外在形式和表面结构。命令统一原则、参谋组织和“法约尔跳板”等是组织有效形成、维持及结构设计的科学原则,很少考虑到组织中人的因素,而不是像现代组织论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即组织中人的行为,将组织看作管理主体意义上的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论”,同样体现出客体统治主体、客体至上的那个时代的特点。韦伯认为,理想的组织应该具有明确的权力等级,清晰的劳动分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完整的工作程序;人与人之间关系要“非人格化”,组织体制的基础是“合理合法权威”。机械模式的思想与泰罗和法约尔一脉相通,毫不逊色。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在官僚制组织中,“各个职员对自己被安置的岗位,不得有散漫的举动……对绝大多数情况来说,一个职员无非是一台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齿牙,整个机器的运转给他规定了基本固定的运行路线……”,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说过,科学管理的“最终成就是由机械化和工厂纪律带来的,人的身心完全适应外部世界的需要,适应工具和机器———简言之,适应个人‘职能’……”[9]总之,认为严格管理才能提高效率,扩大利润。显然,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是“机械人”和“经济人”,其管理理论明显向管理对象和客体倾斜,这表明了它的管理哲学是一种客体性哲学,以至丹尼尔•贝尔等人批评科学管理时代是以“机器文明”或机械地看待工业中的人为具体特点的。贝尔认为“泰罗学说造成一种‘社会物理学’,把人的社会面降为纯粹的物理定律和决定要素”,“科学管理建立了一种单面的人和组织的机器式模型”[10]。第二,缺乏整体和宏观视野。“局部性”缺陷是古典管理理论一个突出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整个企业管理中偏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泰罗制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问题。由于泰罗理论思考的聚焦点主要在作业管理和生产活动方面,他的理论带有很明显的不完整性。比如,关于组织问题,他提出了计划部设置、职能管理和例外原则,虽然极富开创性,在管理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这三条原则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们既没有讲组织生存或消亡的机制,也没有讲组织中人的多重动机”[11]。另一个“局部性”缺陷是,专注于企业内部而未对企业外部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法约尔对管理活动的整体思考,如提出工业活动的六大部类、管理的五大职能以及十四条管理原则,体现了其理论的现代性。然而,他的现代性是不彻底的。占部都美认为“法约尔管理论只是考察了组织的内在因素,没有考察组织同它的周围环境的关系,因此,非常缺乏具体性”[12]。当然,这受制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面对的时代,是财富相对短缺的时代,主要任务是要高效率地生产出商品,供需主动权完全在供方,市场和消费者尚没有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个不足成为古典管理理论的“致命伤”,古典理论遭遇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对组织使用了一种非现实的封闭系统的观点”[13]。第三,古典管理理论本身与经验事实的矛盾。既有学理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泰罗的时间———动作研究,尽管他一再标榜“科学”,主观上也热切地追求,实际上科学管理不可能完全摒弃经营者和从事时间———动作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尤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泰罗的组织论的基础是职能组织原理,将计划职能和操作职能分离是他对管理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完全将工人排除出管理领域却又有失偏颇,“泰罗忽视了工人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和决策者这一侧面”。[14]占部都美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持现代管理论学者的看法。不仅“泰罗制”,整个古典理论都存在着开创阶段的粗糙,不少理论环节经不起实践与事实的推敲。西蒙在《管理行为》一书中,对古典理论公认的效率四大原则作了淋漓的批判。关于专业化、管理幅度和命令统一原则,西蒙认为与事实出入很大,甚至是矛盾的[15]。总之,作为管理学开创阶段的古典管理论,无论是从其学术深度、理论严密度和学说可检验性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为后来的理论发展留下了生长空间。
三、古典管理理论的哲学批判
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进行反思。具体包括:(1)理论前提的反思。作为古典管理理论的前提,“理性经济人”是抽象和片面的。首先,古典管理论把管理中人性看作“经济人”,说明古典管理并非完全忽视人,但“经济人”假设有明显的片面性,因为仅仅停留于生理层次理解人的工作动机,所以泰罗的激励理论主要是在实行计件工资制或奖金制、分红奖励制等方面动脑筋、兜圈子,他的“精神革命说”同样是把企业中人看作“利益动物”的产物。他喋喋不休劝导劳资双方实行“全面,心理革命”,其理由是,这样做的后果“在能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16]。显然没有从工人的心理、社会因素方面寻找激励的手段。事实上职工只要是在企业组织中从事工作,经济动机就不可能是唯一动机。后来,梅奥人群关系论向古典科学管理论发难,就是拿“经济人”假设开刀,作为最初的突破口。同时,全知全能的“理性人”假设,在许多学者看来也大有问题。“制度主义”开创人之一的凡勃伦,是最先对“理性经济人”学说进行否定的经济学家。他认为:19世纪的理性经济人理论是建立在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的基础上的,这与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闪电似的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他在使他到处移动但是于他无损的种种刺激的冲动下,像一个快乐欲望的同性血球那样,踌躇摆动。他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除非受到刺激的力量的冲击,这种力量把他推到这个或那个方向”[17]。在凡勃伦看来,如果按理性经济人的原则行事,那实际上就会把现实的人看作被动的、机械的存在物。因而,他认为以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的前提和理论体系是错误的。西蒙则以一个管理学权威,从管理学角度直接对“理性经济人”发难。他指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模式具体化为一套经济最优性理论体系,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成为标准的经济分析基础。在这种分析中,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予一种“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而这种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认知理性能力的假设,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18]为此,他提出用“有限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认为,在人们市场决策行为中不仅很难对每一个措施的结果都有正确的预测和完全的了解,而且决策人本身的技能、价值观和相关知识的储备等方面,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采用“寻求满意的管理人”,更易于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市场运行者的内在本质。很显然这些批评对古典管理理论同样适用。(2)研究方法的批判。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途径主要是经验式的理论归纳法。泰罗制更多带有“实验”的性质,整个理论板块建立在关于时间和标准化研究等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上;法约尔则更多带有“体验”的性质,其理论是他自己三十年高层管理实践的悉心体会。虽然归纳方法对管理科学的创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古典管理理论就严格的知识形式来说,还只是科学事实,不是科学理论,从科学事实向科学理论的过渡,是一个既包括对经验归纳又在此基础上演绎推理的复杂过程。我国研究科学哲学的著名学者刘大椿教授提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知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知性认识阶段主要是对科学事实进行分类、系统化并对它们加以分析和概括,简单说,就是对事实进行科学概括。相应的方法是所谓广义归纳法,包括科学归纳、统计、类比等等或然性推论,简称:归纳方法。理性认识阶段主要是在科学概括的基础上通过演绎建立理论体系,反映客观世界普遍而必然的联系[19]。按照这样的观点,古典管理理论所完成的显然只是知性认识阶段,还没有形成前后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标榜“科学”的古典管理理论之所以是“半截子”科学,很大程度就是由于其单纯的归纳法所致。幼稚的经验归纳方法,使得古典管理理论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局部性乃至非科学性。首先,古典管理理论对管理的认识是一种或然性的知识,而不是普遍的真理性认识。科学认识活动从经验地收集事实开始,最终目的是建立能解释事实并预见事实的理论。收集、积累、概括事实,只是科学认识系统化、理论化的必要前提,是向科学靠拢,而非科学本身。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科学家应从要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包含这些原理的前提中,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固然认识来自于经验,来自于科学的实验方法,但把认识的全部问题都局限于经验,就势必堵塞了认识通向现象内在本质的道路。实际上,经验:归纳只完成理论构造的“半圈”,即从观察和实验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这些解释性原理如若具备科学品格,还必须要从这些解释性原理中演绎出关于观察、研究对象的性质的陈述,形成逻辑贯通的理论体系。完成这样两道程序,才能形成一个构造性的知识体系。科学史一再表明,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靠必然性推论即演绎方法。古典管理理论在这方面的缺失,使得古典管理理论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法约尔试图给管理规定特有的概念范围,并把它作为管理论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是企业经营不可缺少的六种固定的职能之一。管理的定义“就是实行计划、指挥、组织、协调、控制”[20]。但这只不过是说管理是由这五种因素构成的,而并没有给管理确定统一的概念。西蒙强调,管理是科学,因此需要对管理作出统一的概念规定。而单凭归纳思维显然是无法做到的。法约尔关于管理的十四条法则,内容庞杂,内在相互关系也没有理清,有的原则在操作中还相互矛盾,如命令统一原则和管理专门化原则。因而,对管理的指导作用非常有限。西蒙就针对法约尔理论这方面的不足,提出要判断特定的管理行为是否合理,一般性的管理原则由于含义暧昧,并且相互之间又有矛盾,所以不能作为判断的基准[21]。占部都美则更明确地说:“因为对管理或者组织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管理原则的含义也很含糊,并且对于如何解决相互矛盾的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所以这类原则列举得再多,也不能导致形成真正的‘管理理论’”[22]。第二,古典管理理论处于现象论和实体论的层次,没有上升到本质论水平。古典管理理论历经了科学研究中观察实验和对事实材料概括提炼两个阶段,不仅发现了管理实践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揭示了一些为经验证实的因果联系,而且概括了一系列反映管理要求的原则和方法,但是没有解答组织的本质,组织运行的内在机理,并推导出超越经验性质的逻辑必然的知识体系。因为现象论和实体论只研究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没有深入到本质论层面思考。而成熟的科学理论是有关对象本质的知识,借助于理论,可以对非常多样的现象提供系统统一的说明。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和预见功能就在于,通过对经验概括,揭示了有关对象的各个经验规律之间的一致性。而古典管理理论,显然没有上升到本质论层次,即把所有事物现象都追溯到同样的基本过程,并把在基本过程中显示出的各种经验的一致性,描述为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的表现。古典管理理论的幼稚,既表现在由或然性知识带来的前后之说矛盾,又表现在因未能触及现象本质,理论缺乏应有的解释功能和预见功能。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将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割裂开来,没有辩证的对待,综合起来加以使用。可以断言,尽管经验方法对形成科学的管理认识具有基础性作用,但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演绎推理,不可能形成严格的科学。原因在于管理领域中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某一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常为其他因素的作用所抵销,所增添,所修改,因而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复杂管理问题的解决,不是从果到因的经验归纳法所能胜任的,因而必须采用演绎法。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曾经说过:“不管经验知识是怎样有用,但与那些构成先进的演绎科学那种联系紧密、解释完善的许多知识相比较,其重要性就微不足道了。事实上,科学越是成为演绎的,越是使我们在同一法则下掌握更多的看起来不相关联的事实,科学就越是完善。一个人若是懂得事物发生的原因,他也就懂得该事物将在何种情况下发生,懂得什么样的环境变化将会阻碍它的产生。虽然观察和归纳永远是一切可靠的自然知识的基础,但单纯采用这两种方法决不会产生现代科学的成果。”[23]这样的深刻见解对管理学当然同样适用。古典管理理论的缺憾,后来经由巴纳德和西蒙之手,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改观。
参考文献:
[1]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6][10][16]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281、281、152页。
[3][7]转引自封新建、肖云编:《世界管理学名著速读手册》,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15页。
[4][12][14][21][22]占部都美:《现代管理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87、51、81—82、82页。
[5][9][11]杨砾:《当代西方管理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67、91、86页。
[8]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3]转引自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15][18]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17]转引自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2页。
[19]参见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20]法约尔:《一般管理和工业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3]转引自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