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属性对规则遵从的影响——基于对安宁区基层公职人员的实证考察

发布时间:2022-01-06 19:22:10 论文编辑:vicky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首先通过构建测量指标,对所选取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利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进而根据被解释变量数据的实际特征,选取了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了五个规则属性对基层公职人员规则遵从意愿影响的显著程度,其验证结果在上述部分已做了具体阐述。其次,为了弥补量化处理的不足,笔者也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优化了文章研究内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再证明了本文的研究结果。


第一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规则

规则,是运行、运作规律所遵循的法则。有关规则的提法最初见于哲学领域,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而游戏就会有规则,有关遵从规则的争论是他的语言游戏论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哲学领域中的规则倾向于解释宇宙万物和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那后来社区和宗教所产生的旧规范性规则便偏向于规范人类行为,规则制定之目的便在于为人们所遵守,传统的宗教和社区规则强调对人们行为和思想的禁锢,使其符合教义和社会规范。但随着规则研究的推进,人们将规则的研究视野推向了组织领域,也就是说,研究者开始关注组织规则的重要性,借用韦伯的观点,规则是官僚制的核心属性,组织之所以保持合理性是因为规则在起作用,官僚组织方式的效率之高在于明确定义的规则的存在。根据韦伯的说法,如果组织成员可以看到组织的指令出自并遵循一套合理的规则,则他们更可能遵从组织的指令。

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我国学者用“明规则”和“潜规则”这一更中国化的语境来表达这对概念,公职人员的规则行为既会受到正式(明)规则的影响,也会受到非正式(潜)规则的影响,但本研究主要面向组织的成文规则,也就是说更注重正式规则对组织公职人员的影响,潜规则会提到,但并不作为本研究的重点内容。本研究中所指的规则并不是哲学层面的抽象意义上的规则,而是规则概念在组织当中的具体化,例如高校当中的《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和《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聘规则》都是一种具体成文的文件规定。①由此,本研究中的规则主要是指在官僚组织中为实现组织目标而由组织上级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行为规范、行动程序、政策要求或指令等的集合。


二、理论基础

(一)有效规则理论

公共管理学者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对无效的规则或“繁文缛节”进行了大量研究。繁文缛节在概念上已经定义,可操作且与正规化有所区别。繁文缛节与负面的组织影响相关,如减少对客户的服务和更高的管理疏离感。这些研究发现和其他发现都是不小的成就,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繁文缛节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知识概念,尽管它在一般性的说法中表明了政府的低效。尽管对公共行政学者和从业者来说,繁文缛节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一些学者建议,应该额外关注制定和执行有效的规则。②因此,有效规则理论(Green tape theory)应运而生。有效规则是一种有效的组织规则的理论,之所以采用这个词来表达组织有效的组织规则,是为了与繁文缛节(Red tape)相对照:尽管繁文缛节与组织病理学有关,但有效规则被视为正常官僚主义的一部分。有效规则的概念是利用一种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③的方法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试图表达公职人员对有效规则的看法,而不是将公职人员的观点纳入已有的理论中。选择这种方法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在理解组织的繁文缛节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学术进展,但较少关注于理解有效的组织规则,而扎根理论非常适合这种形成性的探究。第二,当代规则和繁文缛节的文献强调中高层管理者的观点,这一焦点排除了位于较低组织级别和经历的官僚结构非常不同的大多数组织成员。

有效规则被划分为五种属性:(1)书面要求;(2)具有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3)采用最优控制;(4)一致地应用;(5)利益相关者理解规则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有效规则的要素都被概念化为产生有效规则的必要但个别不充分的条件。例如,成文规则合法化了要求,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可能就不能实现规则的目标。具有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的规则增加了实现规则目标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利益相关者不理解规则的目的并因此在规则执行中不合作的话,实现规则目标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持续执行但控制过度的规则可能看起来是公平的,但管理层不信任的表现可能会破坏合作。利益相关者可以理解规则的目的,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则可能无法引出规则执行所需的合作。因此,有效规则的理论生成需要同时出现所有五种规则属性。


第二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关于有效规则五个属性的具体讨论已在国外文献综述部分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和分析,本部分主要根据业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形成研究假设,具体的假设如下文。

(一)成文规则与规则遵从意愿

马奇等人注意到“规则在人类行为中无处不在——成文规则的规范在正式组织中尤为明显。成文规则是组织历史的独特元素,具有非成文规则所不具备的可见性和持久性”,对组织具有稳定作用。此外,他们认为,成文规则“代表了一种主要的现代现象,因为现代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围绕着成文规则组织起来的……人们关心成文规则,部分是因为成文规则的强制性,部分是因为成文规则的象征性地位”。①成文规则在现代无处不在,是“一个组织的核心组织组成部分,并出现在官僚机构、技术、层次结构、实践、政策、程序、职位描述、采购和采购合同、会计和预算程序与准则、人事政策、战略计划和管辖范围中”。②成文规则体系旨在创造集体适当行为的一致性;可预测的、程序化的过程、活动和结果;决策的稳定性;明确的权力线和集中的协调;不愉快行为的合理化;违规处罚;或许对公共部门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是对责任、公平、响应性和道德行为的保证。因此,很明显,创建成文规则系统是为了完成许多目的。

正式的成文规则经常与非正式的不成文规则或组织的社会规范相对照。马奇等人认为成文规则是“吸引外部世界的符号,可能与组织的信仰或内部运作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传达了秩序、权威结构、适当的政策和实践的形象。非正式规则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能,因为外人难以辨别和理解”。③当然,非正式规则在文献中被确立为组织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元素。④然而,正式的成文规则是本论文的明确重点,因为它们的优势不仅是书面的,而且在组织内不同工作单位的员工之间具有更一致的意义。

德哈特-戴维斯发现,成文规则通过合法化规则要求,可以“赋予规则执行者权力并促进遵从性”。①从规则执行者的角度来看,成文规则提供了授权合法性,成文规则授权利益相关者通过传达规则要求的合法性和对违规行为的潜在制裁来制定规则要求。相反,没有授权合法性的规则执行者则被认为权力更小,更容易受到规则扭曲的影响。这说明成文规则为规则执行者提供了“支柱”和“立足之本”,可以让他们基于成文规则规避风险并严格遵从规则。从受监管者的角度来看,成文规则可以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和遵从的理由来遵从规则。②特别是,成文规则向遵从的各方传达的信息是,规则要求不是武断的或反复无常的而是合法的,合法的规则为遵从者提供了行动的理由,因为这将避免他们成为“替罪羊”。从这些角度来看,成文规则代表着中立权威,正如巴纳德观察到的,这种权威比被认为是武断的、个人的或有偏见的权威更有可能促使遵从的各方合作。③同样地,古尔德纳观察到工厂主管在强制执行不合意的要求时引用成文规则作为一种手段来分散工人对他们自己权威的注意力。④根据这些说法,成文规则将中和管理指令的权威基础,从而使遵从对受管制者来说更容易接受。因此,研究假设 1:书面化的规则更能引起基层公职人员的遵从意愿。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选择

本研究选用有序 probit 模型来验证规则属性与基层公职人员规则遵从意愿间的关系,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意愿是一个五项有序选择变量(从 1-5 表示遵从意愿从非常不遵从到非常遵从),由于遵从意愿具有不可直接测量的特点,且有序选择变量相邻取值之间存在不可比较性,因此选用最常用的最小二乘法(OLS)是不可取的①,所以本文选择有序 probit(Ordered Probit Modeling)模型。该模型与线性回归模型(假设一个连续分布的被解释变量)相反,有序 probit 模型适用于分析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分类结果的变量,这些分类结果可以被排序,但类别之间的距离是未知的。有序 probit 是一个非线性回归模型,是 logistic 回归的扩展。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的设计主要借鉴了德哈特-戴维斯在其研究中所设计的量表,但是考虑到在本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在专业导师和同学们的指导下,笔者对德哈特-戴维斯设计的测量量表进行了调整,本文最后形成的测量量表包括被解释变量问项 1 项,解释变量问项 19 项,控制变量问项 6 项。本研究中问卷的题项设计出除了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外,均采用李克特的 5 分量表进行操作。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意愿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用受访者对规则遵从意愿的不同程度来衡量的。这项陈述涉及他们对规则遵从的态度和意愿,量表问项编号及具体表述如下:

H1.总体上来说,您对本单位规则的遵从情况是怎样的?

该被解释变量量表的回答采用李克特的五分量表,1 表示非常不遵从,2 表示不遵从,3 表示一般,4 表示遵从,5 表示非常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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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 36

一、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36

二、调查对象情况说明................................................. 36

三、描述性统计........................................... 38

第四章 案例分析..................................... 46

一、形成书面化文件的成文规则促使公职人员遵从规则................................. 47

二、具有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的规则有助于提高其遵从意愿........................49

三、遇到过度控制的基层公职人员倾向于扭曲规则......................................... 50

第五章 研究结果与展望................................... 57

一、研究结果..................................... 57

二、研究不足............................................. 58

三、研究展望.................................... 59


第四章 案例分析


一、形成书面化文件的成文规则促使公职人员遵从规则

近两年正在进行棚户区拆迁和城中村改造的 K 街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K 街道自 2004 年开始随着安宁区“乡改街”“村改居”工作推进,为保证全区城市化建设需要,一批又一批重点项目在街道逐渐落地,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工作也在街道逐步展开。KJ 社区段既有棚户区改造,又有兰州马拉松赛道环境整治,项目加起来需完成约 45 亩的征拆土地,其中共有住宅 65 院及企业 5家。体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对被拆迁户来说,有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对于拆迁一时难以理解,对上门的拆迁干部要么给冷脸,要么关门不见,面对被拆迁群众的抵触情绪,对负责这些工作的基层公职人员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和负担。在面对困难和负担时,他们执行政策和规则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利普斯基的观点,街头官僚在面对基层复杂的工作环境时,会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而从事一些相对安全的工作,对有危险性或工作难度大的工作任务他们会选择避开或忽视。根据此观点,我们需首先提出疑问,在 K 街道的拆迁和改造升级过程中,这些基层公职人员在面对挫折时是否严格遵从规则,还是因困难而选择违反规则?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书面化的文件和成文规则是否可以对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产生影响?在对 K 街道负责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时,笔者提到了已经形成的书面化文件对他们执行政策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唉!你们是不知道,基层的活本来就多,还难办,这两年又碰上了拆迁,麻烦的很……有正规的红头文件其实还好,现在的老百姓很难对付,每次上门去给他们通知一些事情,他们都不信任我们,说‘拆迁补偿怎么这么少啊,每个月的过渡补助都不够我们吃饭,你们是不是没按规定给我们发钱’等等这些话就都说出来了,我们这些办事的能咋办?只能说是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上级给我们的文件就是这样写的,该多少钱就多少钱,那钱又不是我们规定的,对不对?”(来自对 K 街道 KJ 社区基层公职人员 A 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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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果与展望


一、研究结果

本文首先通过构建测量指标,对所选取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利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进而根据被解释变量数据的实际特征,选取了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了五个规则属性对基层公职人员规则遵从意愿影响的显著程度,其验证结果在上述部分已做了具体阐述。其次,为了弥补量化处理的不足,笔者也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优化了文章研究内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再证明了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通过选取代表性事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对当地居/村委会的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利用所收集的访谈资料进行了案例撰写,从案例分析的结果来看,基本与量化分析的结果一致,都表明其中一个规则属性——规则的一致性应用对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其余四个属性——书面规则、适度控制、有效的手段-目标关系和对规则目标的理解都对他们的规则遵从意愿具备显著且正向的影响。另外,通过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发现,本文所设置的社会人口特征因素中的部分因素会对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产生影响,如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

这与德哈特-戴维斯以及其他国外从事规则遵从研究的学者的研究结果形成了对比,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型的指引下,形成的研究结果有相似的部分但也有些许不同。就相同点而言,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德哈特-戴维斯的研究相同,结果均显示一致性应用的规则属性对基层公职人员的规则遵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就不同点而言,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呈现出不同情况,也许是基于不同国别和制度的区别,在其中工作的基层公职人员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例如,本研究得出,在我国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基层公职人员相比于普通的基层公职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面对不一致应用的规则时,并不会表现出不遵从意愿,反而会基于党员身份而主动承担责任。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官制下工作的公职人员并不同于我国的这种情况,在德哈特-戴维斯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检验时,认为一致性应用的规则属性会对基层公职人员的遵从意愿产生影响,这与本文得出的研究结果形成了差异。这些区别造成了研究结果上相似但又有所不同,但结果上的些许不同并不能说明本研究的不科学,正是这种国别和制度上的差异才足以证明研究的价值和对话的难得。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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