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从理论上拓宽了企业污染防治的研究视角，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内部动因的研究。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因缺钱无法加大环保投资的言论、有利于国家合理调整金融政策引导企业开展环保治理、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提供依据，从而实现经济由高速发展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实现这一转变的特殊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必须引发对环境保护的沉思。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任保平和文丰安，2018）[1]。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保护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国家在政策层面纷纷出台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在法律层面不断颁布完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落实上不断加大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在结果上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督查力度。国际上也开始关注污染防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倡导世界各国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协同实现全球生态文明，并就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进行共享，受到了广泛肯定与称赞，这说明污染防治在国际上达成了共识。
目前不论是从国家政策还是法律制定来看，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空前严格。国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在2022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2021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但我国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工业废气尤其是煤炭行业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工业废水超标排放导致的水环境污染等。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起其应尽的环保责任，积极开展环保技术的研发和环保设施的购置。然而，根据《A股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报告（2020——2021）》显示，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A股上市公司累计收到2000条环保处罚，行政处罚金额累计近3亿元。一年的时间，上市公司收到如此多的环保处罚，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究竟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企业承担环保责任呢？
1.2研究内容
第1章：绪论。在绪论部分，主要围绕国家层面有关企业环保投资的政策、法律法规、企业环保投资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结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层次探究，然后阐述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研究方法并绘制研究基本框架，最后归纳总结研究创新点。
第2章：文献综述。在此部分，主要对国内外有关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企业资金经济后果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首先，本文对研究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概述。其次，梳理了企业资金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最后，进行文献述评，发现以往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第3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主要是对成本收益理论、合法性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声誉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联系本文研究进行分析。基于上述的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绿色金融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第4章：研究设计。首先对样本的选取以及数据来源进行说明，以及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对样本所做的处理；其次对各个变量进行详细定义；然后构建模型，并联系理论分析和所做的假设对模型中的系数符号进行简单的分析与预测。
第5章：实证分析。此章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对主要变量情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第二部分为了避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第三部分基于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两个假设，第四部分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的检验来证明研究结果稳健可靠，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省市的环保压力对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第6章：研究结论、建议、不足和展望。对上一章的实证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并针对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明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优化的方向。
第2章文献综述
2.1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2.1.1宏观层面
（1）环境规制
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主要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有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两大类，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包括媒体和公众关注。Leiter et al.（2011）[4]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得出环境规制与环保投资负相关，基于波特假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
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线性关系，马珩等（2016）[5]研究发现当相关环保法律法规不健全时会导致企业的违规成本较低，企业倾向于缴纳罚款是导致环保投资动力不足的主要因素，通过实证得出我国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谢智慧等（2018）[6]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会带来企业违规成本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环保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曲线的，一类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呈“U”型关系，环境规制程度由宽松到严格，带来的是违规成本与环保成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进一步使得企业实现由缴纳罚款到进行环保投资的行为转变（李月娥等，2018；唐国平等，2013）[7][8]。另一类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一个临界值，低于临界值时企业会积极进行环保投资以获得合法性地位，同时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获得资源优势和政策优惠，高于临界值时企业会因为进行环保投资所带来的合规收益低于环保投资成本而积极性降低甚至消失（李强和田双双，2016）[9]。
2.2企业资金的经济后果研究
在企业资金的经济后果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从企业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企业资金约束情景下的供应链决策和资金短缺的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2.2.1企业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对现金持有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研发创新、投资活动、企业价值等。
（1）研发创新
关于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现有文献主要有两类观点。多数学者基于权衡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现金持有对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研发创新具有周期长、外部性大、投资大、风险大等特点，充足的现金持有能够为企业研发创新的持续稳定投入提供保证，起到平滑的作用（胡俊等，2021；Brown和Petersen，2011；Bates et al.，2009）[62][63][64]。且企业所面对的融资约束越大，现金持有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平滑作用就越显著（郭园园和成力为，2019；崔也光等，2019；马理和张越，2016；刘端等，2015）[65][66][67][68]。也有学者认为管理层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是为了满足意外现金需求，预防性动机的现金持有出于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融资风险的考虑，在悲观态度的影响下企业对研发创新的决策上会更加保守，从而减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余宜珂等，2020）[69]。
（2）投资活动
企业利用现金进行投资活动的研究主要包括现金持有对投资量和质的影响。基于投资量，Chang等（2007）[70]认为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水平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现金持有的增加会导致投资水平下降，即现金持有会负向影响企业投资水平。基于投资质，许多管理者基于管理者自利的角度，根据代理理论得出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林钟高和陈曦，2016；殷钱茜和胡建雄，2016；Richardson，2006；Jensen，1986；Shin，2002）[71][72][73][74][75]。也有学者基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得出公司现金持有能缓解投资不足的现象，提高公司效率（张超林和杨竹清，2018；张超林，2018）[76][77]。于文领等（2020）[78]将企业按照规模、企业成长性进行细分，发现在小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现金持有提高了投资效率，在大规模企业中反而造成了过度投资的不良影响。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6
3.1 理论基础.............................16
3.1.1 成本收益理论...............................16
3.1.2 合法性理论............................................16
第4章 研究设计......................................23
4.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23
4.2 变量定义.................................23
4.3 模型构建..............................25
第5章 实证分析..................................27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27
5.2 相关性分析........................................28
5.3 回归结果分析..........................................30
第5章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环保压力（EPP）的样本量为1407，由于存在某些年份某些省份的环保处罚数据缺失，其他变量的样本量为1714。可以看出，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Eninvest）均值为15.236，中位数为15.241，均值小于中位数说明部分公司的环保投资比较低；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为6.205和22.974，且标准差为2.051，极大极小值差距较大且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企业的环保投资程度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既有环保投资充足的模范企业，也有环保投资严重不足的企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均值15.236远小于最大值22.974，表明我国上市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水平整体较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进一步说明研究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资金约束（FC）的均值为0.814，中位数为0.864，极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24和0.983，说明不同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程度差异较大；均值0.814接近于最大值0.983，表明我国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普遍较大。绿色金融指数（Gfi）的均值为0.235，中位数为0.202，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为0.087和0.839，由此看出绿色金融存在地域差异，这与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度安排等因素相关。均值0.235大于中位数0.202，说明部分地区的绿色金融政策落实的很好，拉高了样本的均值水平。环保压力以省级环保处罚案件数来进行测度，将全样本按照环保压力排序，分为环保压力低、环保压力一般、环保压力高三个子样本，对环保处罚案件数（EPP1）做描述性统计发现平均值为2072.507，中位数为818，平均值远高于中位数说明部分企业所在省的环保处罚很多即环保压力很大；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为17106和1，且标准差为2072.507，极大极小值差距非常大且标准差很大，说明不同省市的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有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有必要将全样本进行细分为环保压力低、环保压力一般、环保压力高三个子样本进行研究。
第6章研究结论、建议、不足和展望
6.1研究结论
考虑到重污染行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大，本文将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的深沪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重污染企业的资金约束与其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析绿色金融在二者之间发挥何种调节作用。本文首先对全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将全样本进一步细分为国有企业子样本和非国有企业子样本，基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将样本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子样本，以省级环保处罚案件数来测度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将全样本按照环保压力排序，分为环保压力低、环保压力一般、环保压力高三个子样本分别研究企业资金约束与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程度越大，企业环保投资越多，研究表明，资金约束并非企业环境治理不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在经过替换解释变量的度量、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变换样本区间，以及替换控制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环保投资不仅与资金约束程度有关，同时和企业规模、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和资本密集度相关。因此，不仅可以通过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来倒逼促进企业增强环保投资，而且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强化内部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来多方位多角度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加大环保投资力度。
（2）绿色金融强化了资金约束和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政府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机构，以解决环境污染为出发点，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政策文件，从金融上加大对企业环保治理的支持。对于面临资金约束的企业，其当务之急是解决企业资金流问题，资金约束企业为获取绿色金融信贷，会通过加大环保投资，以此来缓解其面临的资金约束。绿色金融主要通过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两个方面，影响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