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景观毕业论文，本研究通过人口、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来定义人口城镇化，而利用城市规模、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三大方面来定义土地城镇化。并据此构建了“两类三级”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12-2019年间成都市各区县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是指农业人口和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和城市用地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是上下结合的城镇化，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引导城镇化进行或是由农村自发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形式。在中国，城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和重要引擎，从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小城镇建设，逐步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随后，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同样明确了发展中小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出要限制大城市边界的无限扩张，促进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许多城市出现了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这是由于土地用途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口的转移并不能一蹴而就，城市里许多人口难以享受到城市的福利设施，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因此，到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方针[1]。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城镇化，它强调以人口为关键，土地为载体，社会、经济等因素为能源，提高城镇的综合能力，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在《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同样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2]。此后，中国政府陆续发布各项文件，明确要求要持续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制[3]。由此可见，城镇化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研究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1.2.1 研究目的
以成都市各区县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在2012-2019年间的发展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征，探究影响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以期促进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2.2 研究内容
（1）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深刻理解城镇化内涵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着科学、全面、系统为原则，综合考虑成都市的地域环境特色与数据的可获取性，建立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经济以及社会三大子系统共计12项子指标，土地城镇化系统包含城市规模、投入水平以及产出水平三大子系统共计6项子指标。
（2）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特征
以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分析各区县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在2012-2019年间的发展特征；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县域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特征。
（3）探究成都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的关键影响因素
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建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区面积、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地均非农产业产值等18项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影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的关键因素，并为成都市城镇化发展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方法研究
2.1 概念界定
2.1.1 人口城镇化
国内外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含义有着不一样的界定。国外的人口城镇化的定义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Wilson在《人口辞典》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表现为城区人口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人口由从事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过程。美国学者Lewis在“二元经济论”中同样提出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的过程[7]。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别，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与户籍、养老、医疗等息息相关。除户籍人口外，城镇中还存在一部分“假”城镇人口，即日常生活在城市，但是却不能享受城市相关公共服务的人口。但是，中国的统计口径中普遍将城镇常住人口定义为城镇人口。因此，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在忽略常住人口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后，往往会得出一个相对宽泛的城镇化率。为此，学术界针对中国特色，对人口城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名学者刘家强认为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实际是人口和经济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转移的现象。人口城镇化是人口在城市中生活、就业，并享受到医疗、养老等保障，并且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后，伴随着身份属性、地域属性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本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相对于国外有着更加复杂的含义，因此，针对中国特色对人口城镇化进行概括，主要包括：（1）身份属性的转变，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并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对象，在精神需求以及社会属性方面的转变应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这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中以人为本的要求。（2）经济属性的转变，人口进入城市并从事城市经济建设，这部分人口创造并享受与农村相比较高的经济产出与收入，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3）社会属性的转变，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社会的保障，人口的社会化进程在极大程度上促使了人口综合素质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2.2 理论基础
2.2.1 城镇化过程曲线
城镇化过程曲线是由美国城市学者Northam在1979年提出，他将城市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反映城镇化进程的三个阶段，见图2-1。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10%，城市发展速度缓慢，水平较低。加速阶段：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后，产业的工业化加快，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推进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规模扩大；到该阶段后期，城市病问题开始出现，城市拥堵、住房短缺、劳动力过剩、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大多数城市的诟病，人口及产业开始往郊区转移。稳定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60%后，城市人口增长趋于稳定，产业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空间一体化，该阶段城市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新的就业机会以及良好的城市生活环境吸引一部分人口回流到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第三章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数据 .......................... 21
3.1 指标体系构建 .......................................... 21
3.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21
3.1.2 人口城镇化指标选取 ..................................... 21
第四章 成都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时空演变 ............................ 28
4.1 研究区域概况 ........................................ 28
4.1.1 研究区域 ................................... 28
4.1.2 自然概况 .............................................. 29
第五章 成都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分析 ................................ 53
5.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 53
5.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 53
5.3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特征 ................................. 55
第六章 影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分析
6.1 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构建
第五章建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发现成都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呈现出缓慢向好发展趋势，空间上区域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区域递减的态势，即：中心城区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周边区域较低。同时，行政区划的调整对耦合协调水平产生了显著性影响。那么，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该现象是否存在一定关联，哪些因素是造成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发展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成为值得探究的关键问题。由于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三个层级，共18项子指标构成，难以在主观上对各项评价因子进行筛选后再进行主次分析。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因此本研究从关联分析的角度出发，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18项指标与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进行系统的测算，最终得出影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关键性因素。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提出来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研究因素中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未知，同时各因素对整体系统的关系难以明确，因此可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其关系。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系统性为特征的参考序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本研究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作为参考序列Xi(k0)，各子指标作为比较序列Xi(kj)，其中，i为各区县；j为时间段，本研究中指2012-2015、2016-2019时间段，k为各子指标，本研究中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等18项评价指标。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城镇化的关键。本研究在城镇化发展理论、人口迁移理论、中心地理论、点轴理论等基础上，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都市12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3个县2012-2019年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的发展特征和空间上的演变规律，为不同区县的耦合协调水平划分阶段。同时，结合灰色关联理论，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成都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果为：
（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前者水平较高
从时间上看，成都市各区县在2012-2019年间人口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除锦江区与青羊区外分别在2017和2018年进入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阶段外，其余区县均处于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发展阶段，锦江区和青羊区作为老城区，在城镇化发展中，城市设施的更新和发展相对于其它三个老城区来说较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最终在2019年出现土地城镇化水平超过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现象。从空间上看，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圈层+轴带”的特征，中心城区人口城镇化综合指数最高，且与周边区县差距较大。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心城区经济承载量过大，造成人均生活费用、基础设施费用等过高，闲暇时间损失等弊端，逐渐出现空心化特征，虽然中心城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但城镇人口占成都市的比例逐年下降，导致人口、岗位、设施等开始向周边区县转移。土地城镇化呈现“圈层”式发展特征，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由中心城区向四周区县“圈层式”逐渐减小，中心城区的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超过成都市平均水平，且与其它区县差距较大。在另一方面，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以及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均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因此，超大城市在进行县域等级的行政区划变更时，应加强对人口和土地方面的管理，进而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