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间农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的影响思考

发布时间:2021-11-14 09:48:58 论文编辑:vicky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研究基于需求偏好度和依存度分类的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间农民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关系和影响作用机制。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被研究对象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单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和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农业产业化,特别是“一县一产业”等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得到大力推进,具体到乡镇区域,往往形成“一乡一产业”或“一村一产业”的格局。农民从以前的主粮蔬菜自给自足形态,发展到现在的主要生产市场引导下、政府指导下的农业产业作物。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面向市场进行农业经营活动,与市场机制联系越来越紧密,实现了从“自给小农”到“经济小农”的转型。

这样快速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大多数农民从产业化经营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加速形成了一批中间农民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处于中等,他们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上,主要社会关系在村庄里[1],所以这一群体比其他农民阶层更加关心村庄事务,在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最有条件和能力接应外部输入的制度资源和政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参与农村农业发展、处理村庄公共问题的乡村治理主体。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快建设国家、省、市、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然而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影响,对农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贫困群体上,而忽视了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中间农民群体。他们是今后在农业现代化、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必须倚重的对象,是关心村庄建设、对行政村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维护村落日常秩序的中流砥柱。因此,对中间农民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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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现实意义

农民是制定农村农业政策和分配相关公共资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村庄是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主选举是中间农民基础而又宝贵的参与乡村治理、参政议政的活动,是体现中间农民发挥乡村治理主体作用的重要事件。本研究首先通过假设和检验,基于对大样本调查数据的量化研究,分析中间农民在基层民主选举中的参与情况,展现中间农民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主力担当。据此为依据,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党的基层工作依靠力量等问题提供参考。

此外,从公共服务类型划分的视角来看,研究中间农民这一农业产业发展主力群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不断观察和研判农村公共需求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并实施最契合留村农民需求的、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服务供给策略,不仅能有效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还能让中间农民在精准的农村公共服务中安居乐业,最大限度增进中间农民的福利水平,增强中间农民留村发展的动力和获得感,为实现乡村的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和产业振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逐步建立健全普惠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本文从公共服务类型划分的角度探究留村务农重要群体在基层民主自治中的利益诉求,考察中间农民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对公共服务的着重关注点,展现中间农民对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的依赖性差异,并依此提出相应的建议,支持中间农民的合理诉求。针对因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低、进而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表现活跃甚至情绪激动的群体,及时发现并回应他们的需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同时,探究公共服务类型对中间农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的深层次影响机制,分析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何影响其基层民主选举决策和行为,并以此为依据,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采取不同的供给策略和监管策略,推动中间农民积极且有序地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图 1-1  技 术路线图

图 1-1  技 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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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中间农民

(1)“自给小农”与“理性小农”

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自给小农”理论假说认为: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小农依靠自身劳动而非雇佣劳动,其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2 ]。此假说符合描述人民公社解体、土地承包到户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民生产生存的主要形态。但我国非农经济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国民收入,引发了消费结构的变革,进而促使农业结构由传统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向以果蔬种植及种养结合的饲养业转型,由此带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隐形农业革命[3]。持“理性小农”假设的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认为,小农并不是没有理性的另类,他们作为追求个人和家庭发展利益的“经济人”,同样富有进取精神。尽管他们由于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等限制,农业产业的规模相对企业较小,收益相对较低,但其生产是在当前条件约束下的较高效率的均衡水平。当条件一定程度得到改善,并产生新的经济利润刺激时,传统小农一样可以进行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改造[4]。

国内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农民对市场的嗅觉会带来农业经营形式的转变,陆学艺于 1989 年发表的《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中提到:土地承包到户和城乡市场的开放,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市场发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就会加速农村自给或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解体,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会自觉地适应市场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和经营形式,什么产业利益比较大,他们就会经营什么产业;什么作物利益比较大,他们就会种什么[5]。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理性的中国农民在由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转化,形成了多元分化的格局[6]。正如当前中国农民,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经营商业,部分仍还是传统的自给小农状态,而有的则是市场环境中经营农业产业的“理性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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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视角

2.2.1  需求偏好视角

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视角是指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特征等因素出发,考察公民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该视角的理论基础有需求层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其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们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变化而发生改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只需要一些基本生存的物质即可获得满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越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需求种类的多样化。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利益大小,在公众的心中评判标准不一样,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表现出对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由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具有异质性特征[28],所以科学准确地把握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是按需合理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依据。

对于农村公共服务而言,不同农民群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样存在偏好差异[29]。因此需求偏好视角适用于分析农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研究。相关文献证明,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农民需求偏好对于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性[30][31],只是最初研究未对需求偏好差异原因展开深入分析。后来,有研究从需求偏好视角出发,按照需求层次理论对人的需求等级的划分,即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等,将各项公共服务归为五类,研究表明农民的需求偏好度与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需求等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农民对生理类的公共服务具有更高的需求偏好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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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 ........................................ 18

3.1  类型划分与研究假设 ......................................... 18

3.1.1  选举参与度对比假设 ..................................... 18

3.1.2  公共服务类型划分 ....................................... 18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30

4.1  参与度对比 .......................... 30

4.2  零模型检验 .................................. 30

4.3  随机截距模型分析 ........................................... 31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38

5.1  研究结论 ........................... 38

5.2  实践启示 ........................... 40

5.3  创新点 ...................................... 41


第四章   实证分析


4.1  参与度对比

为了对比中间农民和外出非务农群体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本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5 年的数据,另外选取了户籍为农业户籍、工作类型为非农工作、生活工作地点为城镇的样本,表示外出非务农的群体。对缺失值进行处理后,一共得到 1662 个观测个体。

通过对这 1662 个外出非务农样本的数据分析得到,只有 30.51%的个体参与了上次的基层民主选举。而对之前本文所选取的 3644 个中间农民样本的分析显示,中间农民的基层选举参与度为 64.79%。中间农民的参与度是外出非务农群体的两倍多。假设 H1 得到验证。具体的数据分析结果见表 4-1。

表 4-1  中间农民与外出非务农群体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度对比

表 4-1  中间农民与外出非务农群体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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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中间农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中间农民对其享受到的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观认知评价,体现着该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也直接影响着留村发展农业产业的中间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村社区居民自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行政村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关心程度,是村民自我组织力的体现。本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间农民的生活与生产实际,将各项公共服务归为三类,然后以多层线性模型和交叉分析法为研究方法,通过量化分析得到几点重要发现和结论。

其中第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本文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证实了中间农民在基层民主选举中比其他农民群体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在于,本研究基于需求偏好度和依存度分类的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中间农民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关系和影响作用机制。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被研究对象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单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接下来本文针对以上两个发现详细展开论述。

(1)相较于外出谋生、不以经营农业产业为经济收入来源的群体,中间农民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积极性更高,并且参与度是前者的两倍还多。这是由于中间农民的主要利益关系在土地上,对村庄和村集体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与村委会有较高的利益关联度,因而他们会积极参加基层民主选举等村内政治活动,并在其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这也证明,中间农民作为留村人口中的占比最高的群体,留村时间较长,对农村事务和地方性规范也更为熟悉,是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主体。

这一发现,与杨华等学者基于案例研究的结论相似。其认为,农村中间阶层会积极参与村委会选举,以及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中扮演发起者、组织者意见输出者等重要角色[13]。不过本研究是从大样本调查数据出发,使用量化分析方法,得出相应的结果。这对有关中间农民基层民主选举参与和基层政治参与的研究起到了加强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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