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农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及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根基，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三农”工作的现实变化和及时推进，把完善农业农村工作、全方位提高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定义为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关键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洞察目前农业农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差距，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为了平衡乡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在要素分配和生产经营的缺口，旨在复兴乡村，幸福农民。其各类支农项目安排和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钱”的支撑，都得益于公共财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不断支持。因而，公共财政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79—1993 年，这一时期内我国财政支农以单纯支持农业生产流通为主，通过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产品市场，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第二个时期是 1994—2003 年，这一时期财政支农资金市场化取向显现，发行特别建设国债对农业进行投入，同时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开始展开。第三个时期是 2004 至今，围绕“三农”工作，中央连续出台了 17 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减免农业税费，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四项补贴”，建立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以及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
基于国家财政向“三农”的支持，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现代农业不断发展，粮食连续多年不断丰收，2019 年我国粮食总量已达到 66384 万吨；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科技含量不断上升，2019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 59.2%；城乡一体化迈入新的步伐，农业转移人口演变为城镇居民，2018 年末乡村常驻人口约同比减少 1300 万人。但受到有种因素的制约，乡村振兴还存在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和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仍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乡村发展到了需要深入反思和改革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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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内，国外开展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研究较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历来就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最先提出财政资金在各个领域投放顺序的理念，认为按照事务发展的自然趋势，资金应当首先投放在农业上，其次是工业上，最后再投入国际贸易，这种资金投放顺序就是斯密顺序[1]。20 世纪30 年代初期，美国议会立法形式确定了财政支持农业的方向和重点。到 20 世纪60 年代，欧盟、日本相继针对本国农业发展状况确定各自的财政支农政策。从此，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内，国外开展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研究较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历来就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最先提出财政资金在各个领域投放顺序的理念，认为按照事务发展的自然趋势，资金应当首先投放在农业上，其次是工业上，最后再投入国际贸易，这种资金投放顺序就是斯密顺序[1]。20 世纪30 年代初期，美国议会立法形式确定了财政支持农业的方向和重点。到 20 世纪60 年代，欧盟、日本相继针对本国农业发展状况确定各自的财政支农政策。从此，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1）关于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必要性的研究
从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原因入手，西方学者利用诸多理论阐释了其合理性。Heady ＆ Eveson 等指出农业投资领域由于其投资回报期长、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使这一领域很难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达到合理配置，而必须依靠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使其顺利进行。Schultz（1964）认为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在政府的公共范畴之内[2]。Stiglitz（1977）在他的论著《当地公共财政理论》中阐明了政府财政对于农业发展的职责[3]。Greene M J(1988)通过对本国农业现实调查和农业多元化分析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分阶段带动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4]。Kiminori Matsuyama(1992)横向对比财政投入支持不同事业的效益，证实了在乡村振兴中财政支农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此时财政资金有侧重的投向农业最具效率[5]。朴振焕（2005）把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建设归结为韩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与推动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6]。Mc Laughlin K（2016）从乡村治理和政府政策干预的维度论述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有必要作用于乡村振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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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从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原因入手，西方学者利用诸多理论阐释了其合理性。Heady ＆ Eveson 等指出农业投资领域由于其投资回报期长、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使这一领域很难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达到合理配置，而必须依靠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使其顺利进行。Schultz（1964）认为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在政府的公共范畴之内[2]。Stiglitz（1977）在他的论著《当地公共财政理论》中阐明了政府财政对于农业发展的职责[3]。Greene M J(1988)通过对本国农业现实调查和农业多元化分析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分阶段带动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4]。Kiminori Matsuyama(1992)横向对比财政投入支持不同事业的效益，证实了在乡村振兴中财政支农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此时财政资金有侧重的投向农业最具效率[5]。朴振焕（2005）把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建设归结为韩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与推动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6]。Mc Laughlin K（2016）从乡村治理和政府政策干预的维度论述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有必要作用于乡村振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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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念界定
2.1.1 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相适应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财政类型，国家通过聚集一部分社会资源或生产要素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难以满足的社会需要[44]。在萨缪尔森看来，市场机制天生就存有信息不对称、负的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因此，就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发挥其职能弥补这种缺陷。可以说，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是相伴相生的，公共财政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使命定义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公共财政和市场经济犹如两架并驾齐驱的马车，相互促进，共同拉动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前进发展。公共财政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称为“源”的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和称为“流”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由公共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明晰其有以下特征：（1）政府是公共财政的主体。政府用其所具备的公共权力，把通过税收等途径获得财政收入投入到社会和公民需要的公共物品上。（2）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对象。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投资以保证单靠市场机制不能合理安排的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满足供求关系平衡。（3）公共财政具有非营利性。因公共财政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的公共行为，这使其运转的动机必然不能是获取经济报酬，而是为市场机制顺利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45]。
2.1.2 乡村振兴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而中央将乡村振兴定义为：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兼顾文化、民生、治理、生态等在内的农村全面振兴[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的步伐，然而目前的农村发展现状和发展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相去甚远，着眼新时代“三农”发展新任务、新形势，围绕新时代农村实际发展和农民现实需求所做出的乡村振兴重大决策判断，旨在使我国由传统农业大国加速迈进现代化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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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物品理论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关系是公共物品理论的逻辑起点，私人物品是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物品，这类物品的拥有者对该私人物品具有绝对的处置权，他人无权干涉占有或使用，即每增加一单位私人物品的边际成本不为零。相反，对于公共物品，萨缪尔森（1954）将其定义为“供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集体物品，集体中的每个个体对该物品的消费不必然的减少他人的使用成效”[47]，布坎南和奥尔森则认为公共物品是“集团或社团提供的，并不能将集团或社团内的某一成员排除在对该公共物品的使用之外”[48]。由布坎南等人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为公共物品的两大基本特征。当然公共物品除了上述属性外，还具有外部性、不可分割性、以及公共性等特点。基于此类物品的特殊性，公共物品理论的核心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在学术界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模式一直饱受争议，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在供给主体上，绝大多数研究者毫无争议的将其定义为国家或政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今市场经济并不能实现完全竞争，由作为“公家”的政府提供才是最有效率的。如今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例如时下比较流行的“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混合机制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需要政府财政牵头，这也正是公共物品理论成为本文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理由所在。
2.2.1 公共物品理论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关系是公共物品理论的逻辑起点，私人物品是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物品，这类物品的拥有者对该私人物品具有绝对的处置权，他人无权干涉占有或使用，即每增加一单位私人物品的边际成本不为零。相反，对于公共物品，萨缪尔森（1954）将其定义为“供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集体物品，集体中的每个个体对该物品的消费不必然的减少他人的使用成效”[47]，布坎南和奥尔森则认为公共物品是“集团或社团提供的，并不能将集团或社团内的某一成员排除在对该公共物品的使用之外”[48]。由布坎南等人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为公共物品的两大基本特征。当然公共物品除了上述属性外，还具有外部性、不可分割性、以及公共性等特点。基于此类物品的特殊性，公共物品理论的核心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在学术界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模式一直饱受争议，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在供给主体上，绝大多数研究者毫无争议的将其定义为国家或政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今市场经济并不能实现完全竞争，由作为“公家”的政府提供才是最有效率的。如今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例如时下比较流行的“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混合机制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需要政府财政牵头，这也正是公共物品理论成为本文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理由所在。
2.2.2 公共财政理论
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容易导致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错配，需要有一支有形的力量来弥补无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空白。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机制供给“公共”服务并弥补市场失效的一类国家财政[49]，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不良或运行失范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财政也会介入，这也客观决定了政府及公共财政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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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容易导致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错配，需要有一支有形的力量来弥补无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空白。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机制供给“公共”服务并弥补市场失效的一类国家财政[49]，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不良或运行失范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财政也会介入，这也客观决定了政府及公共财政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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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现状分析...........................17
3.1 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方式.........................17
3.1.1 一般公共预算方式................................17
3.1.2 财政补贴方式.....................20
第四章 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30
4.1 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30
4.1.1 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规模有待提升，结构有待优化.....................30
4.1.2 财政补贴宣传力度薄弱，补贴对象缺乏精准性.............................32
第五章 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发达国家经验借鉴与启示........................38
5.1 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主要做法....................................38
5.1.1 美国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主要做法.................................38
5.1.2 日本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主要做法.................................39
第六章 完善优化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政策选择
6.1 加快乡村振兴立法，强化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法律保障
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相关部署是推动我国乡村振兴立法的指导和灵魂，而乡村振兴的振兴的立法是我国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法律保障。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工作，无一例外都形成了较为全面、规范的乡村振兴法律支持体系，强有力的保证了各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美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 120 多部农业相关法律法规，日本也有《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等相关法律经验[82]。我国 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要研究乡村振兴的立法工作，及时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律化，强化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法律保障。因此，加快乡村振兴立法工作，强化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法律保障刻不容缓。一方面，国家层面要对现行正在实施的农业农村法律进行梳理归纳，并结合我国目前乡村振兴的实施状况，加快《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工作，使其与现行农业农村相关法律互不冲突、相互协调。地方政府层面要根据国家分配给地方的乡村振兴专项计划和有关项目，结合地方操作能力和实施计划，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地方政府规章，与国家层面乡村振兴相关法律互相配合，形成稳定健全的乡村振兴法律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法律法规制定中，要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投入比例，根据乡村振兴项目的不同明确财政投入的方式。明确国家各级政府在财政支持乡村振兴中的职责权限，从法律上确保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权威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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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国历来重视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尤其是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更是加大了财政的支持力度，极大助推了乡村振兴的有力实施。然而通过对当前我国公共财政支持乡村振兴五种方式的现状分析发现了诸多问题，通过对现存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问题的原因分析以及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目前我国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当然，本文还存在着以下的不足：（1）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研究缺乏一定的实地调研，不具备调查数据，欠缺一定的说服力。（2）文章只借鉴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主要经验，借鉴案例不够全面，分析不够深刻，还需要分析并参考更多成功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有关案例。（3）对于提出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政策选择，缺乏一定的考证和现实基础。现阶段，对于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方式的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必要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助力我国乡村振兴的实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