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验证了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产生的影响。合作文化发挥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削弱了由并购双方差异化造成的激增的内部管理成本，促进了业务整合和企业间协同。
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基于业务整合的视角
并购作为公司最重要的投资活动之一（Bauer and Matzler, 2014），其战略或者经营目标却常常并未实现（Cartwright and Schoenberg, 2006），实际上很多的并购也都是以失败告终的（Masulis et al., 2007, 2012）。如何提升并购绩效，哪些因素影响并购绩效，一直是实务讨论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讨论或许可以为加深对并购的理解提供一个系统化的视角。Coase（1937）探讨了企业诞生的原因，即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企业的产生就在于用更加低的内部管理成本去取代外部交易成本。企业边际扩张、规模扩大的行为是需要基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考量的：当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会对外扩张；对外扩张过程中，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会不断扩大，而直到其与外部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达到最优的均衡规模。本文所探讨的并购，就是企业规模扩张最迅速的一种方式，那么好的并购必然是内部管理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而进行的企业扩张。
由此可见，一场好的并购，其内部管理成本的扩大必须是相对缓慢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合并后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就是以往文献中所提到的并购方之间的业务整合（Fuller et al., 2002）。如果双方业务整合的成本，要低于克服外部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成本，那么这样的并购将会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提升企业并购绩效。
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到并购过程中的业务整合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业务整合的成本倘若过高，则会降低企业并购的绩效。
第二节 文化与金融
Wong（2016）提出了中国会计研究top-down的研究范式，即自上而下分别是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再到公司因素。自上而下影响公司方方面面的制度因素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便是文化。
《易经》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的就是文化。Hofstede和Bond（1988）指出，文化就是由特定的价值观构成，它塑造了人的行为和对世界的感知。因而，文化能够直接影响人的个体行为。同时，文化也能够间接地通过选择淘汰机制，在经济社会中选择一批适应文化特质的人（Schneider，1987）。因而一方面，文化能够将某项共同价值观内化成为个体的个人价值观，使个体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而当个体一旦背离这种文化价值观时，其内心就会感到内疚，舆论上可能受到群体的指责，迫于心理压力就会选择纠正行为，回归到文化框架中去。另一方面，某项文化之所以在某个地区中、某个条件下盛行，正是因为在这种约束条件下文化对效率的提升作用，其维系了整个系统的均衡。因而，如果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下，个体如果不遵从文化，可能会打破该类均衡，降低效率；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个体将被淘汰（Alchian, 1950）。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心理压力的机制，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文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的行为。
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具备的代际传承性（Fernandez, 2011）。一个地区的文化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氛围等因素影响着下一代，这使得文化的稳定性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强（Guiso et al., 2016）。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例如，Alesina等（2013）发现，历史上重犁的耕作区，其当地的现代社会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相比男性更低。这是因为在长时间历史的耕作活动中，男性的体力优势使得妇女在重犁耕种这件关乎生存的日常劳务活动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而妇女的边缘化又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传承下去并且影响了该地区现代人的性别观念。再例如，Chen等（2020）发现，我国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对现代人的人力资本成果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发现，我国明清朝代某个地区的进士人数每翻一倍，会通过代际传承影响到该地区当代人的教育年限提升8.5%，这种重视教育、推崇知识的文化传统延续到了现当代。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第一节 理论基础
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内嵌在社会关系中的（Granovetter, 1985），因而企业经济行为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压迫。而文化环境正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人不是脱离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进行原子式般决策和行动的，人的自利行为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来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点：首先，经济行为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其次，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进行；最后，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如果经济行为是内嵌在在社会关系中的，那么，文化作为规范社会关系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势必对企业经济行为产生影响。
文化与金融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环境文化的影响的（Guiso et al., 2007），文化作为一种习俗、信仰或者价值观，有着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约束力，它塑造了人的行为和对世界的感知。因而，文化能够影响人的个体行为。在经济分析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顶层的非正式制度，从上往下逐步影响到企业具体的经济行为，对于企业经济行为产生非正式的约束。一方面，文化能够将某项共同价值观内化成为个体的个人价值观，使个体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而当个体一旦选择的经济行为背离这种文化价值观时，其内心就会感到内疚，舆论上可能受到群体的指责，迫于心理压力就会选择纠正其经济行为，回归到文化框架中去。另一方面，某项文化之所以在某个地区中、某个条件下盛行，正是因为在这种约束条件下文化对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其维系了整个系统的均衡。因而，如果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下，个体如果不遵从文化采取某类经济活动，可能会打破该均衡，降低效率；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个体将被淘汰（Schneider，1987）。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心理压力的机制，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文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的经济行为。
第二节 具体假说的提出
Coase（1937）指出，利用外部市场交易的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当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会对外扩张；对外扩张过程中，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会不断扩大，而直到其与外部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达到最优的均衡规模。
企业规模扩张的最重要的形式便是并购（Stigler, 1950）。一旦企业规模扩大引起的内部管理成本的提升幅度，大于企业克服外部交易成本产生的收益，那么这样的并购将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如何缓和该激增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提升并购绩效的关键。
Coase（1937）指出，内部管理成本的激增源于企业规模扩大过程中企业家协调管理能力的边际收益递减、伴随员工增加而产生的企业内部人员组织和协作成本上升、伴随企业分工的差异化而导致的生产要素协调与分配难度提升等问题。两企业之间的合并涉及到双方之间差异的调和、业务的整合、问题的沟通、任务的共事，都与合作文化的内核息息相关（Markus and Kitayama, 1991）。如何克服并购双方在业务、地缘、文化方面的差异，降低并购导致的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值，形成业务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并购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合作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相较于关注个体本身，受合作文化影响的个体更多地关注群体之间的通力协作与整体目标的实现，更少地歧视、更多地融合同一集体中充满差异化的个体，提升协同，促进共事，因而相对应的，受合作文化影响的个体也更能包容差异，强化沟通，更具备与不同个体进行沟通、协调与合作的能力（Kitayama et al., 1997）。同时，在企业并购事件实现企业间关系从“圈外人”转化到“圈内人”的过程中，好的合作文化能够增进公司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合作过程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也约束了圈内人破坏集体利益的自利行为，从而在集体内相互间的高度信任下，激发企业个体对集体利益、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不懈追求（Aguinis and Henle, 2003）。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11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1
第二节 具体假说的提出 ..................................... 11
第四章 实证检验 ..................................... 16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16
一、样本选择和模型设计.......................................... 16
二、主要变量定义 ............................................... 16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 42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42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42
第四章 实证检验
第一节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模型设计
由于2003年及以前涉及并购的信息披露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本文选取2004年作为样本的开始年限。本文研究对象是首次公开日在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由于在后续研究过程中，本文用到了并购后三年的财务绩效，因此，样本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年底，以确保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并购数据及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CSMAR）。
同时，参考以往文献（王艳和李善民，2017；杨继彬等，2021），本文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由于关联公司的并购交易并非市场化行为，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故剔除关联公司的并购交易 ；（2）为了确保并购事件的重要性，本文剔除交易金额小于100万元的样本；（3）由于金融保险类公司的会计准则与财务行为与其他实体公司相异，本文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4）剔除并购失败的样本；（5）剔除ST、PT等状态异常的公司；（6）由于国企的重大并购往往关乎行政指令与政治目标，与企业文化联系不大，故剔除国企样本；（7）对于同一家公司同一天内发出的并购公告，若被并方为同一家公司，则将其合并为一项交易，若被并方出现两个以上相异公司，则剔除该公司该日的并购样本，此举目的在于让计算出来的并购绩效能够更好地对应到相应的并购事件中去：（8）剔除其他财务数据或并购数据缺失的样本。为规避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上下缩尾（winsorize）处理，同时，本文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验证了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产生的影响。合作文化发挥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削弱了由并购双方差异化造成的激增的内部管理成本，促进了业务整合和企业间协同。
研究发现，位于合作文化浓厚地区的主并公司的并购后累计超额收益，显著高于位于合作文化薄弱地区的主并公司。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在内部管理成本激增的样本中，即在并购规模相对更大、异地并购、对非上市公司的并购样本中，合作文化发挥的作用是更显著的。本文还发现，合作文化与正式的市场化制度之间是“互补”的，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样本中，合作文化对并购绩效的提升才是显著的。
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还考虑了合作文化对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公司高管并购失败的经济后果。本文发现，长期而言，合作文化能持续促进业务整合，改善运营协同，提升长期财务绩效。同时，只有在合作文化浓厚的地区中，并购绩效才是与公司高管非自愿更替负相关的，这说明了合作文化对于破坏协作行为的“惩戒”作用。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被收购方的文化特质，发现合作文化浓厚地区公司收购合作文化浓厚地区公司的并购绩效是相对最高的，而合作文化缺乏地区公司收购合作文化浓厚地区公司的并购绩效是相对最低的。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控制了其他遗漏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但文章结论依旧保持稳健。
团结就是力量。本文将文化传统与公司财务相结合，将合作主义调和差异、促进协同的“求同存异”文化内核（Kitayama et al., 1997）与并购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非正式制度与资本市场经济行为的交叉研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