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战争的重新释义——论苏童《三盏灯》的人文关怀

发布时间:2014-07-07 10:00:33 论文编辑:jingju

第一章  战场是人文主义的荒地


人文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在文艺时期爆发出来。中心思想是以人文本,尊重人的价值,为了维护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平等的权利。人文主义区别于人道主义的盲目同情,人道主义者对普世具有广泛的同情心,而人文主义者则是用信条和纪律把同情加以选择和训练。因此,人文主义是在同情与纪律中保持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如果不对战争本质、民族主义保持时刻警惕,那么就很容易被战争既得利益者所蒙蔽、欺骗。战争实施者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普遍的思想,以掩饰了利益集团自私的政治意图。民族主义往往受政治团体的操控,以暴力抵抗暴力的亢奋情绪让战争走向非理性。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社会共同体,也逐渐成为战争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工具。如果导致无辜生命的死亡,践踏人基本生存权利,蹂躏人的生存价值,那么再伟大的政治理想,再崇高的民族情绪都不应被认可、被尊重。《三盏灯》虚化战争时空,不再重述历史场景,而以个人化虚构,获得叙述空间的自由。不涉及政治,无关正义与否,没有敌我分野,战争双方都是策划者和施行者,同时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作家主体有意识地规避先验的价值判断,取消政治意义上的划分,而充分从人的角度来书写战争中的人。从“十七年文学”鲜明的敌我矛盾的格局中逃脱出来,率先以人的标准取代政治的标准进行人性阐述,开始关注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
 
1.1  何为人文主义


1.1.1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对人文主义的概念界定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难成定论。人文主义经常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混杂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对于人文主义的理解也层出不穷。人们观察人性的角度各有偏向,并且取意范畴有广有狭,所以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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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战争是政治权力的争夺


当我们陶醉于灿烂文明的馨香时,同时闻到古老时空里飘来的血腥之气。翻开一本本史书,苍老的文字里尽是刀光剑影。为了这千疮百孔的文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优秀的人大群大群地死去。浩淼的历史空间里,无数的故事交错庞杂。然而史学家并不会为此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总会巧妙地把时间分割。让他们能清晰分割的标准,无非就是政权——那条永恒的叙述线索。在这条永恒的线索之下,其实是一个个生动的战争,是它们最大程度地充实着我们的历史版图。
即使在当下,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却深受战争文化的影响。短暂和平下的军备竞争,战争结束后的纪念仪式,以及战争文学、电影都与我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我们离开了战争的硝烟,但它却在间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去理性地思考战争,不去关怀那些死去的生命,不去反思当代的战争观,那么战争就还是我们的梦魇。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这样论述战争:“战争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有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在生理上的自然冲动,在心理上的自由精神追求,以及在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意图,三者共同导致了战争的发生。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对野蛮民族的血腥战争义愤填膺,而对文明民族的战争显得过度地宽容。暴力的实质其实与民族的文明程度无关,区别只在于野蛮民族
是粗暴地发泄本能,而文明民族应用了智力来实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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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雄退场后的人性写意


《三盏灯》的战争书写以温润代之以暴戾,以从容代之以紧促,以婉约代之以赤裸,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化审美格调,渗透着温馨的人文主义情怀。作者以个人主义质询集体主义的虚无,以生命意识反抗国家伦理,以悲剧意识对峙革命乐观主义,苏童完成了从神化英雄到消解英雄的跨越。通过小说人物小碗其完美人性的毁灭,傻子的人性觉醒与悲凉追寻,以及雀庄村民固守的自私淡漠来共同书写复杂人性。
因此,战争不应是英雄主义的赞歌,而是人文主义的丧歌。
 
2.1  战争的另类书写


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鸣。  ——约翰·多恩这是反战文学经典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卷首语。作者告诉读者战争敲响了时代的丧钟,丧钟不只鸣哀壮士,也垂怜所有死去的人们。人与人相互关联,息息相关,无法独立存在。无需分出你我,那只是徒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死亡对彼此都是损失。无需打听悲戚的钟声为谁而鸣,为了你,也即一切的人。
苏童与约翰·多恩不谋而合,在《三盏灯》的开篇,战争以火球而喻,它席卷而来,行将覆灭一切。你无法逃脱,我也无法幸免,人同牲畜一般,面临着灾难。“平原上的战争像一只巨大的火球,它的赤色烈焰吞掠过大片的田野、房屋、牲畜和人群,现在它终于朝椒河一带滚过来了。”火球不辨方向,赤色烈焰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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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争英雄的退场


每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英雄。无论是衔微木填沧海的精卫,史前大战蚩尤的黄帝,图穷而匕首现的荆轲,还是誓雪靖康耻的岳飞,英雄美名都名扬千古。《英雄与英雄崇拜》把英雄分为六类,分别是神明的英雄、先知的英雄、诗人的英雄、教士的英雄、文人的英雄和帝王的英雄。在人类社会婴孩时期,神明与先知的英雄才受到狂热崇拜。在中国这个缺少宗教意识的国度,教士英雄势单力微,不值一提。诗人与文人的英雄,虽然有屈原、杜甫、陆游之流,但不是忠而谤,就是郁郁不得志,在诗语中言说往世的苍凉之韵,在历史的尘埃里鸣发幽幽的空谷足音。
帝王的英雄最是层出不穷,只要能为其政权沙场征战,骁勇善战,并且能在帝王的权杖上撒上鲜血,那么就可称其为英雄。或者干脆凭当权者的喜好,就能指点一个为其效忠的英雄。如果能用热血的生命,换取一枚小小的勋章,那么这就是一个平民无上的荣耀。还有的英雄不为帝王,不为勋章,只为正义、真理、理想而奋不顾身,他们的崇高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类英雄叫侠义英雄,他们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三侠五义》到《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再到梁羽生、金庸小说里的侠士,英雄们古道热肠,以一份侠肝义胆行走江湖。他们行侠仗义不为一丝己愿,却为了社会的良知与道义奋不顾身。
中国的侠士与西方的骑士恰好不同。西方的骑士也有侠骨柔情,但是他们是为主体的自由解放,张扬个性,不受羁绊,完善自我,独善其身。强烈的自我意识是骑士精神的核心,然而侠士的特立独行还终究是为捍卫集体道德和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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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雄退场后的人性写意 .......................... 21
2.1  战争的另类书写 ............................................ 21
2.2      战争英雄的退场 .......................................26
2.3  复杂人性的写意 .............................................31
第三章  叙事手法分析 ..........................................38
3.1  自由的傻子叙事视角 .....................................38
3.2  理想的“小碗”意象塑造 ...................................43
3.3  三重物象组合 .................................................47
3.3.1  棺材:死亡是幸福的归宿 .......................... 48
3.3.2  船:漂泊是人生的常态 ..............................49
3.3.3  灯:希望是虚妄的追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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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事手法分析


傻子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视角因此变得自由、独特。他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的界定,牲畜与人类也能等量齐观,对生命一视同仁。扁金视角用天真刺激了生命中的迟钝神经,体验疼痛感,以及凄凉的孤独感和沉重的压抑感。扁金的价值观原始、简单、纯真,不被常规操控,不被社会浸淫,在对生命权利上,他的视角代表了人内心深处原始的生命渴望,质朴的人文精神。小碗意象不仅作为情节的推动者,还携带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含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象征了纯真、善良、坚毅的理想人格。棺材、船、灯分也参与了叙事过程,是故事的结构元素;同时它们也参与了意蕴的生成,也是故事的动力元素。棺材中获得安宁,即从死亡中才能获得安宁与幸福荒诞事实,讽刺了战争的毁灭性。船象征着孤独、飘零、动荡才是人生的永恒常态,漂泊才是归宿的苍凉命题。微弱的三盏灯象征着亲情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人文主义光辉,而灯的熄灭喻示着美丽、顽强、诚挚的人性之光也会被战争的黑幕所吞噬。
 
3.1  自由的傻子叙事视角


视角是叙事者目击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角度。《三盏灯》的视角很复杂,既有内视角又有外视角。娄祥和扁金作为故事里的人物,充当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事者,属于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我们(指村民)”是故事的旁观听众,属于外视角的叙事方式。内视角的焦点从娄祥切换到傻子扁金,期间还偶尔穿插有非固定焦点的视角,即叙事者游离于故事人物独立叙事。这些叙事视角共同体现两个特点:亲和与客观。
叙事者不是高高在上,平视故事与读者,拉近叙事者与读者的距离,获得亲近感;同时叙事者不对故事做任何主观评价,以纯粹客观的形式让故事本身呈现,获得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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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战争的岁月虽然已经久远,但是战争文化却依然影响我们的生活,战争观也影响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战争让中国满目疮痍。战争的种类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战争,又有侵略战争;既有军阀混战,又有党派斗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又有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即使在建国以后,中国志愿军也还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社会格局的确立。可以说战争是这一百年的时代主题。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它必然无法跨越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
20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政治势力在中国分布不均衡,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导致其在华代理人——封建军阀之间为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混战。各种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给文学创作提供更为自由宽松的社会背景。
而且在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旧文化价值体系发难,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性来建构现代意义的“人”。在缺少民族平等意识的国度里,以人的主体性替代传统的卑怯奴性,这是人文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解放。但是这毕竟是一次人文主义的启蒙,面对几千年的文化痼疾并不能伤筋动骨。更何况政治体制的变革尚未明朗,以及政治伦理与道德评价相杂糅的文化传统阻滞了人文主义的传播。政治与道德的暧昧关系体现在文学中,就呈现出泛爱式的同情。既不能剥离政治谈道德,又无法剥离道德谈政治,于是对两者的相互迁就导致对战争认识浅薄及混乱。
第二次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又是人性受极度压抑后触底反弹。建国初期,为寻求政权合法性,文学成为舆论上的造势工具。.........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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