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论文案例代写: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边际递减效应缓解——基于税收优惠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视角

发布时间:2023-07-27 19:07:56 论文编辑:vicky

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关系及形成机制,是响应国家宏观战略发展的大政方针,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具体地,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上市公司、投资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新时期,创新日益成为引领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及内涵式增长的新引擎,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企业创新发展的根本在于研发活动,企业创新投入已然成为未来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Montmartin and Herrera,2015)[1],作为鼓励企业创新重要的政策工具,国家不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大加计扣除优惠力度,运用税收优惠撬动企业及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已经成为该政策的根本目标,那么,加计扣除政策的强化是否实现了其政策初衷,带来创新投入的持续增长,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创新驱动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系统、全面、深入的谋划和部署,如中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关于我国创新发展战略沿革图所示。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是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战略。2016年5月颁布了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擘画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蓝图,确立了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到世界排名前列的总体目标,并详细制定了以研发投入强度、科技进步贡献率、PCT专利申请数量等12个主要创新指标为衡量标准的量化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立足我国百年大局,实现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及内涵式增长,关键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高位引领作用。为大力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再一次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强调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政策。

1.2核心概念界定

1.2.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指向对象为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指明状态为加计扣除政策强化。因此,要准确理解本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具体内涵,就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核心概念的解析。

(1)研发费用的含义与归集口径

研发费用指企业开展各项研发活动支付的费用,即企业在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将其用于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工艺等系统性活动中所发生的投入费用。我国有关政策制度对研发费用的界定主要存在会计核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税法扣除三个口径。本文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所带来税收优惠是否被企业享有和获得,这种税收优惠可得性受哪些主要因素影响,为保障该政策强化效果的充分发挥提供经验证据,因此本文所界定的研发费用是税法上的加计扣除口径。税法上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主要依据财税〔2015〕119号文件进行界定。具体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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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含义及测度

首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含义。加计扣除属于税基式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指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除了据实扣除外,可再按一定比例在应税所得(税基)中加成扣除。依据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企业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除了据实扣除外,可再按50%的比例加计扣除。科技型中小企业从2017年起开始享受比例高达75%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从2018年起将这一政策优惠推广至所有企业,实施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2021年制造业企业实行100%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2022年起科技型中小企业也适用这一政策优惠。加计扣除比例不同,研发费用在应税所得(税基)中的抵扣额则不同,企业享受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力度也就不同。

第2章文献综述

2.1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投入作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对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作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宏观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政府层面,中观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市场层面,微观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企业层面。

2.1.1企业创新投入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1)政府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一是政府补贴资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有关政府补贴资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效果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争议,主流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府补贴资助政策对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王军和黄凌云,2017;石俊国等,2019;卫舒羽和肖鹏,2021)[26][27][28]。企业借助政府补贴资助“借力发力”,缓解内部资金的压力,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支出,降低研发投入对自有资金的占用,产生“成本缩减效应”,和“融资效应”(王军和黄凌云,2017)[26],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白旭云等,2019)[29],政府补贴资助能够纠正市场失灵(Arrow,1962)[30],弥补企业因正外部性带来的收益损失(Aschhoff and Sofka,2009)[31],释放的政策红利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诱导作用,基于政府补助的“选择性”特征,获得资助意味着对企业发展前景的肯定,促使企业和外部投资者增加信心进行创新战略决策(Kleer,2010;郭玥,2018)[32][33],从而对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产生直接或间接刺激作用。第二,政府补贴资助政策负面效应显著,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Görg and Strobl,2007)[34]。从效率视角看,政府补贴资助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要素市场造成扭曲,导致生产要素边际价格提高,增加企业的研发成本,进而使得企业将目光从研发活动转移到其他项目,降低研发投入(Goolsbee,1998)[35]。从寻租视角看,有些企业,特别是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企业,为了达到获得财政补贴的目的进行抢占稀缺资源或俘获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Murphy,1993;Brou and Ruta,2013;袁建国等,2015)[36][37][38],有些企业不顾市场需求,实施“策略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39],甚至有些企业发送虚假创新信号以骗取的手段获得政府补贴补助(安同良等,2009)[40],还有有些企业将政府补助替代自身的研发资金(Yu et al.,2016)[41],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Hall,2002)[42],而这些都成为制约政府补贴资助对创新投入发挥诱导作用的“牵绊”,从而不利于政府补贴资助政策激励效应的发挥。第三,政府补贴资助政策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混合效应。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资助与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Daiand Cheng,2015;刘虹等,2012)[43][44],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资助与创新投入呈U型关系(Guellec and Potterie,2000;张杰,2020)[45][46],有些学者对政府补贴资助的非线性作用存在争论,主要原因是政府补贴资助的影响效应基于政府补贴规模(Görg and Strobl,2007)[34]和强度(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47]表现出不规律的促进或挤出作用,并且在不同所有制、地区和行业间表现出异质性差异(梅冰菁和罗剑朝,2020)[48]。

2.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

2.2.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积极后果研究

对于加计扣除的边际贡献,有学者认为加计扣除政策具有节税效应、信号传递效应、纠正市场失灵效应、非债务税盾效应,其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后果。

第一,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已有研究围绕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机制给出了不同的路径解释。最早的研究以经济学理论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研究发现市场失灵和技术外溢导致的研发成本增加是牵绊企业减少创新投入的主要桎梏(Arrow,1971;Romer,1986)[210][211],学者们主要从降低研发成本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有的学者基于加计扣除政策的节税效应,从创新成本的视角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节约现金流降低了研发投入边际成本(刘圻,2012;李新,2019)[12][11],降低资本使用成本(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212],提高成本效益(Kemsley and Nissim,2002;ModiglianiFand Miller,2010)[10][213],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也有的学者基于加计扣除政策具有纠正市场失灵效应,从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视角,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企业在创新投入上更加积极(Afcha and García-Quevedo,2016;贾明琪和张宇璐;2017)[214][215]。其他学者基于信号传递效应,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能增强外部投资者和内部决策制定者的看好心理,通过开拓外源融资和提高企业研发积极性强化创新投入力度(Zhang and Guo,2019)[216]。也有部分学者基于加计扣除政策具有的非债务税盾效应(任海云和宋伟宸,2017)[212],解释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原因。此外,许多学者对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变化的环境因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姚维保等,2020;甘小武和曹国庆,2020)[217][218]。但是,由于政策执行中可能出现阻滞,有部分学者从研发操纵和盈余管理的“伪创新”视角,对增加的研发投入含金量表示质疑(万源星等,2020)[219]。

第3章 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44

3.1 制度背景 ................................... 44

3.1.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沿革历程 ........................................... 44

3.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沿革特征 ........................................... 45

第4章 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与创新投入增长 ........................................ 61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61

4.2 研究设计 ..................................... 63 

第5章 加计扣除政策强化、收入提升与创新投入增长 .................... 76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76

5.1.1 企业收入提升对基本关系的调节效应 .................................. 78

5.1.2 政府补助对基本关系的调节效应 ........................................... 78

第8章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管理层素质与创新投入增长

8.1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的创新行为内生于制度环境,管理层主观特征如企业管理层研发动机、迎合理念以及研发管理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原因,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作用效果发挥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遗憾的是,管理层有很强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隐形合约、职位晋升、高额薪酬带来的利益及建立帝国,进行在职消费,这会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导致企业资源流失,加剧企业经营发展风险,损害企业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盈余管理已然成为损害会计利润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管理层主观上的虚假研发动机和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研发操纵和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只是“表象繁荣”,只会带来创新“泡沫”(陈海声和连敏超,2020;吴秋生和王婉婷,2020)[6][7]。基于主观操纵-低研发效率-低研发绩效的逻辑,减少企业应税所得,降低会计利润真实性和含金量,从而削弱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税收优惠可得性。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层素质是管理层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等综合素质的体现(MeClelland,1973)[8],导致其在自身岗位上得到优秀业绩和绩效的潜在特征(Mirabile,1997)[9],可以分为管理者具备的专业知识及能力和管理者遵循的职业道德伦理规范两个维度,主要包括管理层诚信和管理层能力。那么,企业从主观能动视角提高管理层素质,注重管理层诚信和管理层能力的培养,能否提高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税收优惠可得性,从而遏制可能存在的创新投入增长的边际递减效应?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就先要研究管理层诚信品质与管理层能力在企业经营管理、公司治理及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及产生的经济后果。

会计论文参考

 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9.1研究总结

9.1.1研究工作

为了给不断强化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必要性提供经验证据,同时寻找充分发挥加计扣除政策强化效用的途径,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8年加计扣除率由50%提高到75%为契机,运用双重差分法,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关系及形成机理,以及收入提升、成本控制、其他税收政策协同、管理层素质对基本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主要工作如下:

(1)基于政策制度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系统阐述了本文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必要性和创新性;同时,围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济后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因素及不同情景因素,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把握本主题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已有文献的研究空白,与本文的创新点呼应,展现了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

(2)采用归纳法较为系统地对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制度背景进行了梳理,归纳了了加计扣除政策强化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基础理论,在分析加计扣除政策税收优惠可得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构建了研究框架,为后文理论分析、假设提出、实证检验奠定基础。

(3)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相关政策文件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的数据,运用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及资源基础理论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强化与企业创新投入增长的关系。同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控制固定效应、改变样本区间等方法排除实验组和控制组本身差异、同时间其他政策实施、不同行业和地区引起的政策效应偏误问题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可靠。

(4)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寻租理论、协同理论、成本控制理论及高层梯队理论,从税收优惠可得性的内外部客观条件和管理层特质的视角,实证检验收入提升、成本控制、其他税收政策协同、管理层素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差异,全面揭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化税收优惠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如何调控相关影响因素才能保障该政策强化效果的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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