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奏议的历史探究

发布时间:2012-10-12 13:27:21 论文编辑:twt1601

 一、北宋士大夫的历史观


        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①从现代史学意义上讲,朱熹所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都包含在我们常说的历史观范畴之内。历史观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发展历程的整体感悟,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所提供的关系国家治乱大局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做出的最为深刻、最为理性的总结。北宋士大夫研究历史,特别注重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的、全局的概括和分析,通过对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探讨,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这其实是北宋时代背景的需要。作为一个以兵变形式建立的国家,北宋王朝具有极为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迅速结束了自唐季五代以来近二百年的割据混战,实现了人民渴望己久的安定和平,并在连续几代君臣的苦心经营下,王朝治下"粗致太平","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气从而赢得了以士大夫为首的社会各阶层对王朝统治的衷心拥护;而另一方面,在如此长久的和平时期内,北宋王朝却未能实现像汉、唐文景、开元那样的鼎盛局面,反而陷入长期尖锐的阶级、民族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积贫积弱,弊政百出,统治者无一日得以安枕。宋王朝该往哪里去,该怎么走,考验着北宋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而宋王朝这种在历史发展历程上的特殊性反而在客观上要求士大夫的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微观琐碎的层面上,而应该在宏观上、整体上深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正因为如此,系统梳理中国历史数千年来的"兴废存亡之迹",深入探讨夏、商、周、秦、汉、晋、隋、唐诸王朝的"治乱盛衰之理"@,总结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在所形成的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恰如其分地评价北宋王朝的历史地位,结合历史经验探索适合北宋王朝国情、民情的发展道路和统治政策,才成为宋朝士大夫历史研究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宋朝士大夫的奏议史论中,集中反映了这一史学潮流。


    (一) 王安石的“大明法度”思想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自五帝、三王以来一千多年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治乱盛衰相互嬗变的过程,前代王朝无不遵循大体相同的轨迹在上演着治乱分合的悲喜剧。熙宁初年,在给变法宣传造势的《拟上殿进札子》中,王安石重点阐述了这个观点:"夫五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岁,一治一乱,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过之势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④一直以来,王安石史学思想以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实践精神而著称于世,然而其以史经世的理论基点却是广受后人诟病的历史循环论,这不禁令人大惑不解。王安石循环主义历史观固然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也应看到,王安石的历史循环论并不是在鼓吹王朝动乱难逃的宿命,其目的恰恰是要从中国兴衰治乱、循环不已的历史现实中,寻究防危定乱的"本末先后",为宋王朝指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在另一道上疏中,王安石分析了前代王朝由盛转衰的症结所在:"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突祸,而.悔无所及。"①王安石指出,之所以会出现"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率,是因为如"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等在位者"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在天下太平的假象麻痹下,因循苟且,抱残守缺所致。由此可见,治国如同逆水行舟,不治则乱,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奋发振作,"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贤才不足以保守。"②只有"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王安石进一步指出,以北宋王朝当下的国势国情,改弦更张,富国强兵,消弭祸乱的苗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徼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曰。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
 

    (二) 司马光的“谨宗祖宗成法”思想
     历史循环论者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本质内容只不过是治世与乱世的交替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本身没有所谓根本的进步。事实上,循环史观并非王安石所独有,治乱交替、乱多于治是北宋士大夫研究中国历史后得出的普遍结论。宋朝士大夫在对中国历史治乱周期率的形成原因和破解之法在认识上的些许差异,往往成为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治国方略分野与对立的理论根源。哲宗元祐年间,宋王朝危机四伏,衰落之象已十分明显。中书舍人彭汝硕在奏章中历数前代王朝治短乱长的历史事实,盛赞宋朝创造的"太平踰百年"奇迹的同时,也包含有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系的隐忧:"臣窃念三代之盛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康。昭不克继,至穆几于亡,宣王中兴,然已不纯于文、武矣。高祖取秦为汉,一传而有吕氏之变。文、景之际盛矣,而亦有七国之乱。武帝好大喜功,兵出无虚岁,海内为之验然。光武再有天下,号令温雅,政教宣昭,其克继者显、肃而已,肃以下无稽焉。神尧之功不及汤、武,太宗之治几于成、康。至高宗孱弱,武后专制,明皇之兴,又不克终,唐日微矣。下至五代,中国裂为六七。及真人出,四海一,而圣圣相续,太平踰百年矣。"①彭汝砺总结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后认为:"万物之变尝相往复,治则有乱之几,安则有危之时。"虽然北宋王朝的和平之局面"自三代以还,未有如今日之盛",但也必须"且戒"、"且惧"才能"保于治安"。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作辩证分析最为深刻透彻的,是以保守著称的名臣司马光。早在嘉祐六年,司马光初知谏院,即向仁宗皇帝进呈《进五规状》,在其列举的"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等五条"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中,司马光将"保业"列为"五规"之首。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司马光是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的-"臣窃观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行,诸侯并僭,分崩离析,不可胜纪,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乱,又八年而合于汉。

    (三) 北宋保守政治集团及其奏议史论 ........19-23
二、士大夫奏议中的君主论 .....................23-30
    (一) 君主的道德品质 ...............23-25
    (二) 君主的文化素养 ................25-27
    (三) 君主的御臣之道 .................27-30
三、士大夫重点评论的历史问题 ...........30-55
    (一) 吏治问题.......................... 30-34
    (二) 朋党问题 .......................34-37
    (三) 财政问题 ..................37-40
    (四) 后妃问题 ................40-43
    (五) 民变问题 ..................43-46
    (六) 宦官问题 ...............46-49
    (七) 民族问题 ...............49-55
四、士大夫重点评论的典章制度 ..............55-69
    (一) 储君制度.................. 55-57
    (二) 选举制度 .........................57-62
    (三) 监察制度................. 62-64
    (四) 军事制度 ...............64-69
五、士大夫奏议史论中的其他亮点........... 69-74
    (一) 批判严刑峻法.............. 69-71
    (二) 批判崇道佞佛 .................71-74
六、北宋士大夫奏议史论的特点 .............74-81
    (一) 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 .........74-76
    (二) 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76-78
    (三) 深重的忧患意识 .................78-81
 

总结


   王占阳先生认为:"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北宋士大夫奏议中的历史评论,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史学中纯记录性、描述性的幼稚形象,成为历史实现其时代性价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大夫奏议史论已经拥有了现代史学的精髓。从士大夫的奏议史论中可以看出,宋王朝赖以立国的发展道路和治国路线,尊崇和约束君主的基本思路与方案,解决社会弊端、实现政治清明的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专制统治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以及防微杜渐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策略和具体措施,其构思、策划、制定以及实施,无不伴隨着北宋士大夫对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进行的论辩和总结。这种事无臣细、动辄借鉴历史的治国传统,在北宋王朝的政治决策机制中注入了一股理性与批判精神。这也是宋王朝能在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中保持长期的政局稳定,并取得辉煌灿烂的经济、文化成就的根源所在。我们在为历史学曾经对一个王朝发挥如此巨大深远影响而欣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鉴史者所选取的历史事实,无论多么具有典型性和深刻性,均没有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普适价值。一个王朝如果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单单强调借鉴已沦为陈迹的历史,只会带来思想的僵化与智力的禁锢。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国运国情,与这种过度依赖历史经验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官僚、学者双重身份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说对历史解读利用的成分大于借鉴的成分,便有可能由一个求真求善的知识分子完全蜕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元祐四年五月,蔡确车盖亭诗案爆发,旧党中人纷纷就此大做文章。梁焘在奏疏论汉宣帝斩杨恽事说:"汉杨恽失位后,有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宣帝见而恶之,抵恽显戮。陛下考恽之词,味确之语,抱恨孰深?寓意孰切?可以断之而无疑也。"②这是公然用历史经验为文字狱辩护的说辞,由此可知,历史也有可能成为为罪恶遮羞张目的工具。过去我们往往仅仅瞩目于"史鉴"文化激浊扬清、防弊布新的IE面影响,对于它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与文明的阻碍作用则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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